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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湖湘洋务教育思想的基本特点

时间：2022-12-25 08:20:04 主题教育来源：网友投稿

湖湘洋务教育思想是在近代中国遭受西方帝国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大举入侵的情况下，曾国藩、左宗棠、郭嵩焘等湖湘有识之士为培养洋务新才，反思传统教育并学习与探究西学的结晶。湖湘洋务教育思想以义理为体、洋务为用为核心，以务实济世、自强御侮为目的，以注重技艺、突出功利为取向，这些特点是湖湘文化与时代背景交织的表现。

[关键词]湖湘文化；洋务教育思想；义理为体；洋务为用

[中图分类号]Ｋ２５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４－５１８Ｘ（２０１１）０７－０１１６－０５

熊春林（１９７８—），男，湖南农业大学人文学院讲师，博士研究生，湖南省新农村建设研究基地研究人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区域文化。（湖南长沙４１０１２８）

本文系湖南省高等学校科学研究项目“湖湘洋务教育思想研究”（项目编号：０９Ｃ５２４）的阶段性成果。

“一部中国近代教育史就是一部中西教育全面接触、冲突、吸收、融合的交流史，是一段交织着被迫接受与主动求索的矛盾和痛苦的历史。”[１](Ｐ４)作为洋务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中国早期教育现代化的重要代表思想，湖湘洋务教育思想是在近代中国遭西方帝国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大举入侵的情况下，曾国藩、左宗棠、郭嵩焘等湖湘有识之士为培养洋务新才，反思传统教育并学习与探究西学的结晶。与传统教育思想和其他洋务教育思想相比，湖湘洋务教育思想更凸显以下特点。

一、核心思想:义理为体，洋务为用

教育属于文化的范畴。文化的发展既有对传统的继承性，也有基于时代变化的创造性，近代中国文化是通过传统文化在近代西方文化的冲击下发生转变而成的。湖湘学派自创立始，就一直奉程朱理学为正宗。虽然南宋事功学派、明代阳明学派、清代汉学训诂派都曾先后在湖南有所流传，但直至近代都始终没能动摇程朱理学在湖南的宗主地位。湖湘学派虽尊程朱理学为正宗，坚奉千年而不移，但又不存门户之见，融合众家，这使湖湘文化既能坚守传统又具有鲜明的开放品质和求新精神。曾、左、郭等都是在湖湘文化的浸染下成为当时湖湘洋务教育思想的领军人物，自然就会尊崇儒学，奉程朱理学为圭臬，同时具备开放意识和变革精神。湖湘洋务教育思想是受制于近代湖湘文化发展的道路的。在近代中国剧烈的社会变动中，面对“西学东渐”的浪潮，湖湘文化既会不断吸收西方近代新学，更会固守自己的特色。在这个中西方文化冲突、融合的过程中，湖湘洋务教育思想者也就自然会以“义理为体，洋务为用”[２]作为其核心思想。

湖湘洋务教育思想者十分重视人才的培养与利用，但又不希望培养出来的人才危及封建专制统治。他们倡导培养洋务人才的最终目的是为了维护封建纲常礼教的地位和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在他们看来，“逆夷所长者，船也，炮也”[３](Ｐ５０)。他们认为，并不是中国传统的礼乐教化不如洋人，只是中国的器械不如洋人，中国文化中要变的只是器用层面及制度层面的某些外在部分，而作为伦常层面及制度层面的核心部分则不能变。因为“国家大计，必先立其本。其见为富强之效者，末也。本者何?纪纲法度、人心风俗是也”[４](Ｐ２４０)。朝廷政教即纪纲法度，人心风俗则是以纲常礼教为核心的社会心理和行为方式。他们进一步指出，洋务并非国家根本大计，立国之本在朝廷政教、人心风俗，“政教之及人，本也，边防，末也”[５](Ｐ３４６)。因此，他们强调封建的纲常礼教是中国的立世之本，是永恒的，不可以变的，不仅不可以变，而且在学习“西学”中还必须强化。其实，重政教和人心风俗是儒家一贯的主张，理学家尤为推崇，朱熹就称颂三代“治隆于上，俗美于下”[６](《大学章句序》，Ｐ７６)。这是湖湘文化重儒家义理特点在湖湘洋务教育思想中的彰显。

为更好地巩固中国封建纲常礼教的地位和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他们最为理想的教育目标是能够培养出既具有儒家纲常名教与义理的思想和品德，又能运用西方科学技术从事洋务的人才。基于此，曾国藩在选派留学生时，就强调学习西方技艺的同时，“仍兼讲中学，课以《孝经》、小学、五经及国朝律例等书”[７](Ｐ９０４)。左宗棠在福州船政学堂章程中明确规定，“学习课程除专门学科外，并重中文，兼读孝经、圣谕广训，并学策论”[８](Ｐ７７)。曾国荃在江南水师学堂简明章程中甚至规定招生对象，须“已读经二三年，能作策论，文理通顺”[８](Ｐ９５)。面对开艺学科、设洋学局等科举改革主张，因科举场上屡屡失利而“二十七岁以后即不赴会试”[９](Ｐ１９)的左宗棠，却不同意设立艺学一科的主张，认为该项要求“似可无庸置议。缘古人以道艺出于一原，未尝析而为二，周公以多材多艺自许，孔子以不试故艺自明，是艺事虽所兼长，究不能离道而言艺，本末轻重之分，固有如此”[７](Ｐ６６６)。郭嵩焘仍坚持“学优则仕”的观点，主张采用西洋“学仕两途相倚”的方法，学成之后，既可以求仕，“亦可以治生”[１０](Ｐ４１８)，以维护士大夫政治。他们的这些主张，实质上表明“义理为体”是他们学习西方和培养洋务人才的前提和目的。

之所以主张“洋务为用”，是因为在与洋人的交往过程中，湖湘洋务教育思想者看到了西方列强洋枪洋炮的威力，而这些都是中国所不能比拟的。“西洋各国恃其船炮横行海上，以其所有傲我所无，不能不师夷其长技以制之。”[１１](Ｐ１１０)于是，他们提出了“师夷智以造炮制船”[１２](卷十二，Ｐ３６)、“中不如西，学西可也”[１３](Ｐ１１７)的口号，指出，要保全中国的封建制度，仅依靠固有的传统文化是不够的，还必须突破“夷夏”的界限，吸收外国先进的科学技术。曾国藩认为，泱泱大清国屡受“外夷”欺侮，其原因是武器装备不如人，“兵无利器，无异于以卵击石”，于是，提出“制器、学技、操兵”三大自强之道，主张学习西方军事科技，倡导培养洋务人才。为此，曾国藩创建了江南制造总局，并附设翻译馆和机械学校，不仅引进了西方科学技术，而且培养了一定的近代生产技术力量；积极筹划、派遣中国近代第一批留学生到西方国家留学，以深谙西方“造炮制船”之术，但这一切被严格控制在“利器”层面上。面对列强“之所以待我傲者，不过独擅轮船之耳”[１４](卷十八，Ｐ１０)，左宗棠主张学习西方重“艺事”的传统，培养造船、驭船之人才，却只认为，“中国人才本胜外国，惟专心道德文章，不复以艺事为重，故有时独行其绌”[１５](卷九，Ｐ５９)。也就是说，中国“专心道德文章”的人才总体是好的，只是“有时独行其绌”，只要补充以“艺事”即可。郭嵩焘虽然看到“欲循西洋之法，以求进于富强，未有舍政教而可收效者也”[５](Ｐ３４１)，主张从政治、教育等各个领域全面学习西方，但又指出，“至泰西而见三代学校之制犹有一二存者，大抵规模整肃，讨论精详，而一皆致之实用，不为虚文”[４](Ｐ１９６)。可见，郭嵩焘学习西方教育，是为了改变“古礼废亡，学术不明，其所由来者久矣”的状况。湖湘洋务教育思想者无论主张学习西方军事技术还是主张学习西方科学知识，都未超出“窃制器之术”的范围或基本停留在“洋务为用”的层面上，以此作为维护封建统治的手段和工具。

总而言之，湖湘洋务教育思想者曾国藩、左宗棠、郭嵩焘等，都没有受过西方文化教育，对西方先进的自然科学知识和社会科学知识知之不多或不深，只是在抵抗外国侵略和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过程中，发现了洋枪洋炮的威力和西方国家的富强，而刻意仿效。他们一般都没有超越作为传统思想主体的“义理”之说，对儒家思想具有深厚的情结，对儒家的教育价值观具有坚定的信心，他们相信，只要能将西方的科技学到手，中国很快就能完成中兴大业。这些素质也就导致他们的洋务教育思想只能停留在“器物”改革这一层面上。在他们看来，“义理”是“体”，是根本；“经济”即“洋务”是“用”，是“实事”。义理为体，洋务为用，体用兼备，才是他们造就人才的目标。也就是说，他们虽然向往新事物但更迷恋旧秩序，只是希望通过新式教育培养人才来抵御外侮和恢复被西方入侵搅乱的传统社会秩序。正如美国研究中国近代问题的学者芮玛丽指出:“同治中兴的伟大目标是复兴儒家价值观念及其制度。……中兴的政治家们并不希望开创一个新社会。他们想要恢复一个他们所坚定相信的建立在永恒真理之上的社会，恢复一个经过调整便可永世繁荣昌盛的社会。”[１６](Ｐ８０)因此，他们不会“用西方文化来代替中国文化，或者用外国教育制度来代替中国的教育制度”[１７](Ｐ５５)。历史局限和文化背景决定了湖湘洋务教育思想的核心是也只能是“义理为体，洋务为用”，湖湘洋务教育思想者们无法超脱，也不可能超脱这一理念。

二、基本目的:务实济世，自强御侮

湖湘人士素以生于长于“屈贾伤心之地”为自豪。具有强烈政治意识的湖湘文化源自楚文化，历经岁月的洗礼，与时俱变，但其经世济国、通经致用、忧国爱民的传统不仅始终未变，而且在近代更加凸现。经世致用、忧国爱民就是强调积极的面世态度，树立治国平天下的志向，研究有关国计民生的实际问题，“即物穷理”、“即事穷理”，不盲从，一切从实际出发，进行创造性工作。基于博采众家的开放精神与敢为天下先的独立创新精神，湖湘洋务教育思想者将经世致用、忧国爱民的湖湘传统发展为务实济世、自强图存政治追求，并以其作为湖湘洋务教育的基本目的。

曾国藩、左宗棠等湖湘洋务教育思想者，作为道、咸年间经世致用思潮的重要代表人物与咸、同年间洋务运动的主要领导者，“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１８](卷一《曾文正公国藩》，Ｐ２２０)，以匡时救世为己任，“其业学问思辩，其事始于修身，终于济世”[１９](Ｐ４４２)。他们注重社会现实问题的考察，提倡“综核名实”，“笃实践履”，求实、务实成为他们经世思想的一大特色。曾国藩在日记中写道:“实者，不说大话，不务虚名，不行驾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如此，可以梢正天下浮伪之习。”[２０] (咸丰十年九月二十四日，Ｐ１８７)正是这种经世抱负和务实精神使他们能够正视现实，对世界大势和西方文明产生新的感受，承认“世”已经改变，经世的方法“用”也就需要更新。“前世所袭误者，可以自我更之；前世所未及者，可以自我创之。”[２１](Ｐ６)因而他们勇敢地冲破华夷之辨的传统心理屏障，将魏源倡导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教育主张付诸实践，并大大地向前推进。他们以“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变易思想为指导，以“经世致用”的儒家伦理为依据，把学习西方科学技术与内而“剿发捻”、“平贼氛”，外而“勤远略”、“敌外国”联系起来[２２](Ｐ２１)，不仅构建与发展了学习西方的教育思想，而且将其引向实践。可以说，曾、左、郭等人通过经世致用这座桥梁，从旧学走向新学，从传统教育思想走向洋务教育思想。在当时中国面临着外敌入侵的严重情况下，湖湘洋务教育思想者要实现“务实济世”，就必须解决“御侮自强”的问题。曾国藩、左宗棠等人多次指出:发展洋务“实中国自强要着”[７](Ｐ３０７)，“制造船炮，为中国自强之本”[２３](Ｐ１３４６)，其求强御侮的目的，十分明确而强烈。早在清廷朝野动议购买西方轮船镇压太平军之初，曾国藩就提出了“目前资夷力以助剿济运，得以纡一时之忧；将来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尤可其永远之利”的主张。虽然这有强调巩固清王朝封建统治的一面，但其自强御侮的目的显而易见。其后，曾国藩“复奏，称为救时第一要务，盖不重在剿发逆，而重在陆续购买，据为己有，在中华则见惯而不惊，在英法亦渐失其所恃”[２４](Ｐ２２６)。左宗棠也说：“至中国自强之策，除修明政事，精炼兵勇外，必应仿造轮船以夺彼族之所恃。”[２５](卷七，Ｐ２４)正是基于自强御侮、夺英法之所恃的目的，他们十分注重务实致用，不惜学费高昂，不惜培养人才投资巨大，力排万难，大力提倡并积极践行革新教育、学习西方、培育新才。他们先后在江南制造总局设立翻译馆、技工学校（曾国藩），建立金陵同文电学馆（左宗棠），扩大广州同文馆（郭嵩焘），整顿广州学海堂（郭嵩焘），创设福州船政学堂（左宗棠）、广东实学馆（刘坤一）、江南水师学堂（曾国荃），等等。当得知这些教育主张和行动取得成效时，他们那种喜悦之心与爱国之情溢于言表。如：中国第一艘轮船“黄鹄号”试航成功，曾国藩闻后在日记中写道:“窃喜洋人之智巧，我中国人亦能为之，彼不能傲我有其所不知矣！”[２６](卷上，Ｐ３３)左宗棠听到福州船政学堂办学卓有成效，造船无须外国师匠时，“快慰奚加”，极称“此是好消息”，并说:“此吾中国一大转机，由贫弱而富强，实基于此。”[２７](卷十一，Ｐ５４－５５)这种充满民族自豪感与自信心、奋发自强与自立的言语，充分表明了他们“务实济世，自强御侮”的基本目的。而当得知这些教育主张和行动有所偏颇时，他们则忧心忡忡，竭力修正。如福州船政学堂在后期办学中出现许多问题，当时左宗棠虽已七十多岁，年老体弱，但仍十分关注，就在去世前一年，还在奏折中写道：“臣昔年奏设船政局原为自强之计，具有深意。……闻近年该局员匠愈趋愈下，制造学生之骄肆，监工之不力，均不似昔年规模，逖听之余，曷胜愤懑！”寥寥数语尽显一位风烛残年老人的忧国情怀与赤子丹心。紧接着，他提出，对责任人要“严行申饬”，“并请敕下新任船政大臣何如璋，督饬提调，破除情面，切实整顿。……从优保奖……毋许滥竽愤事”[７](Ｐ３１８)。正是左宗棠毫不动摇地坚持“自强之计”的办学目的，并积极地贯彻于办学实践中，福州船政学堂培养出一批军事技术过硬的爱国舰船驾驭者与海军将领。他们在中国近代抵抗对外侵略的战争中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福州船政学堂也因此在中国近代教育发展史上分外耀[。

从某种程度上讲，湖湘洋务教育思想就是经世致用教育思想在洋务运动这一特殊背景下的体现和发展。正是基于“务实济世，自强御侮”的基本目的，湖湘洋务教育思想，以洋务运动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为契机，最终推动了一场在文化教育领域里的重大变革，使摇摇欲坠的满清王朝得以苟延残喘，同时又使湖湘经世教育思想得到新的发展，实现了质的转变。湖湘洋务教育思想与湖湘经世教育思想，虽然都强调“经世”与“御侮”，是继承与被继承的关系，但是两者有着本质的区别。如湖湘洋务教育思想的“师夷智”不仅仅是继承了魏源经世教育思想中的“师夷长技”，“智”与“技”有很大的差别，“智”的内涵比“技”的内涵大得多。“技”所包含的只不过是坚船利炮的武器之类。魏源明确说:“节取其技能，禁传其学术”。而“智”则既包含了“坚船利炮”的技能，也包含了“制器之器”以及与此相关的科学文化或其他先进的文化，乃至包括魏源要禁传的学术的某些部分。湖湘洋务教育思想者不仅有此思想，而且付诸实际行动，比魏源[光更远、勇气更大、思想更开放，不再是传统意义的经世致用，从而启动了中国早期教育现代化的进程，引进了西方近代科学技术，培养了一批近代科技人才，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自强御侮的目的。

三、价值取向:技艺为主，重视功利

中华民族素来讲究实用，具有很强的功利主义思想。这一点在湖湘文化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湖湘学派自早期就重视功利，关心国计民生的“经济之学”，具有强烈的事功色彩和经世致用的倾向，这又集中表现在政治功利上。至近代，由于外国列强的侵略使国家面临严重的危机，湖湘文化中的这种政治功利主义思想表现得越发强烈与突出。如魏源著作《海国图志》的根本目的为：“是书何以作 ?曰:为认夷攻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２８](Ｐ２０７)他由此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教育思想，强调“有用之物，即奇技而非淫巧”[２９](Ｐ３０)。曾国藩、左宗棠等人的洋务教育思想继承和发展了湖湘文化中的政治功利主义思想。左宗棠曾明言:“吾辈议事，胸无成见，苟有益于时局而事属可行，必无格。”[２１](Ｐ７)也就是说，只要有益于时局，即使西方的东西也可以学习、仿效。因此，湖湘洋务教育思想的重心是主张培养为自强运动服务的技艺性人才，尤以军事人才为重点。左宗棠明确指出开办福州船政学堂的目的是培养技艺人才:“今船局艺堂既有明效，以中国聪明才力，兼收其长，不越十年，海上气象一新，;片之患可除，国耻足以振。”[３０](卷六十一，Ｐ３９)故而，湖湘洋务教育思想者正是基于强烈的政治功利主义，他们创办的新式学校基本都与军事技术相关。随着洋务运动的重心由“自强”向“求富”的转变，一批为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培养人才服务的实业学堂相继创办，而湖湘洋务教育思想者几乎没有参与。他们因此在中国教育早期现代化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渐渐淡去。

湖湘洋务教育思想的核心与目的是以教育的实用性、技术性为开端的。可以说，“求技”不仅是曾、左、郭等人办洋务的价值取向，而且是他们洋务教育思想的基本价值取向。他们一开始定下学习西方的技艺与培养自己的技术人员两个目标，以求得技术上的独立，摆脱西方的控制，真正实现自强御侮。所以，左宗棠在福州船政局创办之初就详细叙述了其培养人才的功能:“艺局之设，必学习英、法两国语言文字，精研算学，乃能依书绘图，深明制造之法，并通船主之学，堪任驾驶。是艺局为造就人才之地……轮船一局，实专为习造轮机而设。”[７](Ｐ２９９)曾国藩提出，“欲救自强之道……以学作炸炮、学造轮舟等具为下手工夫”[３１](Ｐ７４８)，明确表示派遣留学生的目的:“拟选聪颖幼童，送赴泰西各国书院，学习军政、船政、步算、制造诸书，约计十余年，业成而归，使西人擅长之技，中国皆能谙习，然后可以渐图自强。”[７](Ｐ９８－９９)郭嵩焘曾向李鸿章建议留欧学生改学开矿、冶炼、修造铁路、电学、设电报等，而不要局限于学军事，虽然较曾、左有所进步，但终究没有突破“求技”。在他们看来，学习西方技术只是问题的一方面，更重要的另一方面是培养自己的技术人才，掌握外国人的制作技术，通过他们把西法应用于中国。

湖湘洋务教育思想者从维护清王朝统治的目的出发，在“自强”的旗号下，举办现代军事企业，鉴于人才的缺乏，不得不把体现西方实科教学思想的西学内容引入中国的教育改革中，以培养能为创办军工企业、组建近代军队服务的人才。这种“急功近利”的办学思想，必然会使他们深深地陷入功利主义的困惑之中，使实科教学变成了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功利行为，缺乏总体和长远的规划。如福州船政学堂一开始就设置制造、驾驶、绘图、航海等课程，尽管也开设天文、算学等基础科学课程，但比重不大。求技的教育价值取向和短期应急的办学举措决定着湖湘洋务教育思想的有限开放性，决定着其只能是对西学器物层面的学习和认同。这种状况，可以说是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一个缩影，也是中国人在学习西方的坎坷历程中必然会经过的一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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