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偏见仍存的例子16篇意识形态偏见仍存的例子 当前意识形态工作存在的问题与意见建议 （最新分享） 一、当前意识形态工作存在的问题与不足1、重要性认识不足。对意识形态工作不够重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意识形态偏见仍存的例子16篇,供大家参考。
篇一：意识形态偏见仍存的例子
当前意识形态工作存在的问题与意见建议（最新分享）
一、当前意识形态工作存在的问题与不足1、重要性认识不足。对意识形态工作不够重视，仍存在着“重业务工作、轻意识形态”、“重工作形式、轻实质内容”等现象，对意识形态工作的认识较为模糊，内涵理解较为肤浅，导致在开展意识形态工作时重视不够，不得要领，不能把握工作重点和关键环节，相关工作责任制落实不到位。2、工作针对性不强。意识形态工作是做人的思想工作，需要根据不同群体的特点采取不同的工作方式。如果不注重方式方法，效果必然大打折扣。在意识形态工作实践中，有的仍然沿袭理论灌输、全面“严防死守”等传统方式，这样既忽视人的自主性意识，也没有充分考虑到不同类型群体的差异性和独特性，无疑会导致工作缺乏针对性、灵活性，不能充分有效发挥其应有的作用。3、工作创新措施较慢。新形势、新任务要求意识形态工作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需要创新。但由于对意识形态领域的新事物、新现象嗅觉不够灵敏、反应不够敏锐，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形势、履职环境的新变化、职工思想的新聚焦等认知不足，特别是对意识形态工作的方法、规律掌握不够，对微信等新媒体的运用不足等，使意识形态工作的创新方式、方法较少，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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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不够高。二、关于加强和意识形态工作的意见建议1、提高认识，深刻理解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性。要切实
提高对意识形态工作重要性的认识，对各级意识形态工作相关理论、制度、要求等进行深入再学习，围绕意识形态工作“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做”等主题开展集中深入讨论，真正深刻领会精神，准确把握要求，进一步增强做好意识形态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和紧迫感。在深入理解意识形态工作内涵和实质的基础上，对照工作考核评价、内容标准等要求，紧密结合实际对工作开展安排部署，确保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落实到位，真正取得实效。
2、转变方式，有针对性地开展意识形态工作。做意识形态工作时，要从不同人群的特点出发调整工作方式方法，要有针对性地开展工作。一是要充分调研、调查、分析，深入了解职工的思想状况，这样在增强工作互动性的同时，能够更加客观地了解现状，找到解决办法。二是对不同类型人群的特点进行总结归纳，并根据其需求分类开展意识形态工作，做到抓实抓常和抓早抓小。如对重点人群密切关注，采取联防联控机制，并进行引导疏导；对离退休干部，定期听取意见建议，关心思想诉求；对等一线重要风险岗位人员，要经常进行思想沟通，加强心理疏导；对年轻职工要给予经常性鼓励，关心其成长发展。通过对以上不同群体的不同方式的工作，意识形态工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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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性、有效性、预警性才会真正增强，才能更有利于维护意识形态领域安全。
3、拓宽思路，积极推动意识形态工作创新。开展意识形态工作，必须准确把握意识形态工作面临的新条件、新形势、新任务，积极拓宽思路，切实推进意识形态工作的内容形式创新、方法手段创新、体制机制创新。同时，要充分认识互联网、大数据等作为意识形态斗争的主战场和最前沿，必须善待、善管、善用新媒体等工具的重要性，通过深入的探索研究，充分发挥新兴网络阵地的宣传引导和沟通功能，使其成为开展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阵地，使其成为加强和改进意识形态工作的有效工具和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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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二：意识形态偏见仍存的例子
冷战结束后西方一些学者宣扬意识形态已经衰微历史已经终结实质上是宣布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失败和西方意识形态的胜利其终结点则是导向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制度宣扬西方社会已经或正在走向人类社会都迟早要走向的惟一目标和终点从而为自己所推崇的意识形态进行辩护意识形态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
意识形态是影响国际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历史上出现过形形色色的意识形态,如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等。在冷战时期,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意识形态的抗争占据了国家关系的主导地位,使得国际政治带上了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冷战结束后,意识形态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逐渐被弱化,争取国家间关系非意识形态化的呼声日益高涨。但是,意识形态在国际关系中所释放出的巨大势能仍无处不在。一、意识形态的概念与特征
意识形态是一个变化不定的概念,很难具有固定的含义,但它又具有深刻的内涵和广阔的外延。人们把各种观念、理想、信仰、价值观、世界观、宗教、政治哲学、道德体系、语言学等,都与意识形态联系在一起。通过对比的方法可以看出,意识形态的内涵与特性主要表现为以下几方面:(1)意识形态是统治阶级的政治规划或思想体系。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一个国家的内外政策,归根结底是统治阶级对内对外的政治规划或政治策略。(2)意识形态是一种价值观和道德观。价值观“是一定社会的意识形态体系的核心内容之一,是意识形态各要素的综合反映形式,它集中体现了意识形态的导向功能”。意识形态又是一些具体的伦理道义原则“,作为道德观,它是判断是非、善恶、真假、美丑的基本价值观;作为政治思想体系,又是在政治经济根本问题上的基本观点和基本立场,它是评判、衡量其他具体现实问题的价值尺度。”(3)意识形态是一种世界观和方法论。“意识形态作为上层建筑的观念体系,它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主要表现为一种世界观和方法论,为国际关系和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提供一种价值尺度和辩护体系。”因此,“意识形态被界定为一种建立在明确的世界观之上的自我规定和自我辩护的信念体系,它由一整套通观世界的观念、看法、思想构成,被认为是提供了解释全部现实的基础,它包含了有关目的和手段的价值偏好,它也说明了达到目标的行动纲领。”(4)意识形态是政治文化的核心。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的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政治文化是支配人类政治行为的各种主观因素的总和,其核心是意识形态体系,即包括了政治理想、观念、道德等因素的政治思想体系。总之,意识形态是一个综合观念体系,它包括人们在政治、经济
和社会事务中的动机以及长期的基本政治信念和价值观。从它所具有的属性来看,它是决定和影响一个国家对外政策的重要因素之一,它可以成为对外政策和某一国际行为的目标,也可以作为实现某一特定目标的工具和手段。二、意识形态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由于在地理、历史、文化、民族、宗教、政治等方面存在的特殊性和差异性,人们的意识形态多种多样,且不断发展变化。在国际政治生活中,不管人们的愿望如何,国际关系和对外政策都将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与制约。
1.意识形态影响国家对外决策的性质与走向。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总是和一定的意识形态相联系。在对外政策中,意识形态通过提供被广泛接受的价值观,不仅对决策起着约束作用,而且还发挥着创造性的作用。每个政治家的对外决策行为不可避免地、或多或少地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意识形态早已潜移默化、先入为主地决定了他们观察世界、判断是非、处理信息、做出决策时较为固定的认知框架。制定什么样的对外政策目标以及如何实现这个目标,国家在国际政治中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怎样表达自己国家的目标和表明本国的态度,并采取相应的对外行动,所有这些在很大程度上都同意识形态密切相关。因此,意识形态是国家对外政策的指导思想,是各国制定对外政策的理论基础,它决定着一国对外决策的性质和趋向。
2.意识形态为国家的政治目的提供解释和辩护。各种意识形态都声称是真理,但却反映了特殊团体的各种利益诉求。这样,意识形态就成为维护国家利益的一种托辞,使各国为推行种种政策与行为进行辩护具有了堂而皇之的理由。当意识形态一词意味着怀疑对手所提出的观念和主张,意识形态便被赋予特殊的涵义。那些观念和主张被认为是对一种情况的真正本质有意的掩饰,因为认清这种情况的真实性质不符合他的利益。这些形形色色的歪曲表现,从故意说谎到半有意和无意掩饰,从存心骗人到自我欺骗。意识形态研究的任务,是揭穿人类利益集团特别是政党的有意无意的欺骗和掩饰。冷战时期,美、苏两个大国竭力维护自己的意识形态地位,为此他们使用了从大众传媒到个人策反、从心理压力到各种讹诈的一系列可以使用的手段。他们每一方都重视公众舆论,为对方抹黑并夸耀自己取得的成就。无论是美国还是苏联,都把自己的政治制度说成是‘最佳政治秩序’。这就是最好的佐证。因为每个国家都不愿意让别国了解自己的真实政策意图,都
需要政治道德和政治价值这些意识形态因素来为其行为进行解释和论证,从而最大限度地获得国内民众以及国际舆论的同情与支持,以保障本国国家利益和对外基本战略目标的实现。
3.意识形态的差异性是诱发国际冲突的重要因素。各国都有自成体系的意识形态,相同的国家之间比较容易产生亲近感,不同的国家之间则存在着严重的疏远感,从而成为国家间对立与冲突的重要根源。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本来都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都是人类对自身如何走出困境的一种有益探索,双方也都面临着相似或相同的社会问题,但是意识形态的差异无法根除。这种差异既体现在各民族的文化传统之中,也融入了他们的外交实践中,使它们从一开始就作为对立面出现在历史舞台上,成为两种在意识形态上根本对立的社会制度。资本主义国家把社会主义国家看作是“红色恐怖”、“洪水猛兽”,后者则将对方视为是一种剥削人、压迫人或腐朽的、没落的制度,双方都以消灭对方为己任,存在着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偏见。今日的中国已经将源于“暴力革命”、“阶级斗争”等等的意识形态进行了辩证的扬弃,对内引入市场经济模式,倡导竞争机制,重视利益驱动;对外主张对话与合作,反对暴力与冲突,宣扬和平与发展,已将发展经济、增强国家的综合实力以及振兴中华民族变为新的意识形态的主题。同时,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中美之间意识形态的争论远没有结束,它正以一种新的方式、一种更加隐性的形式开展着和延续着。美国学者贝茨·吉尔认为,美国与中国在许多问题上存在着根本性的分歧,比如全球化、民主化、国家与公民的关系以及人道主义干预等。尽管这些意见不应夸大,但也不能忽视。这些正是中美敌对的意识形态因素。冷战结束后,西方一些学者宣扬意识形态已经衰微,历史已经终结,实质上是宣布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失败和西方意识形态的胜利,其终结点则是导向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制度,宣扬西方社会已经或正在走向人类社会都迟早要走向的惟一目标和终点,从而为自己所推崇的意识形态进行辩护。
4.意识形态是政治认同和价值整合的重要手段。“意识形态乃是信念的系统性丛结,它集合了众多思想家的精华,规定了理想秩序的见解”,它的作用是“在推广某种信念及行动纲领,它在形式上往往与其他意识形态以二元对立的方式区分,而在诉求对象上则企图使广大的民众成为追随者。”意识形态是思想信念系统化的结果,是集体行动的纲领,具有一种超乎个人人格的普遍化力量。意识形态是作
为国家权力资源中的一种软力量,不仅能够整合国家内部的各种关系,增强本国的内聚力与公民对自身文化价值观的认同,而且能够利用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将其传播和投射到其他国家,促使别国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利用这种“非暴力的”手段,以达到对外政策的意图和目标。人们所说的对外政策的“意识形态化”,就是指把捍卫自己的价值观念作为外交活动的重要方式。一些西方国家的政治精英集团力图通过向其他国家传播自己的意识形态、政治经济模式、生活方式、文化价值观念等,意欲发挥其意识形态的示范和样板作用。因此,意识形态作为一种政治信念,是统一和团结本国人民的思想基础,是国家实力构成的重要精神因素。一个国家在国际社会中需要坚持统一的政治信仰,利用政治信仰和文化思想等意识形态因素来动员和团结本国人民,鼓舞人们的斗志,从而提高民族的凝聚力和国民士气,增加国家在国际政治中的影响力。
篇三：意识形态偏见仍存的例子
意识形态批评案例分析在《谈谈工人运动的心理》这篇文章中，普列汉诺夫高度赞扬了高尔基的戏剧《仇敌》。普列汉诺夫认为艺术家必须同时又是心理学家，应向读者表明阶级斗争怎样影响了剧中人物的精神状态、思想和感情，而《仇敌》恰好符合这一要求。同时，普列汉诺夫还认为现代生产关系和现代技术促使无产者成为了社会性的动物并深刻影响了他们的心理，使得他们感到自己是一个量，只有同其他量加在一起才有意义。《仇敌》给读者提供了丰富的材料来理解这种心理。
具体来说普列汉诺夫认为《仇敌》主要体现了一下几点：一、人的社会阶级地位决定其观点的差别。无产阶级乐于指望群众且为了本阶级的利益甘愿牺牲自己，尽管他们认识到了并且也尽力把未来想象的坎坷崎岖，但仍然无退缩之意。这种敢于自我牺牲的精神展现了他们对未来的自信。资产阶级则更乐于指望个人，且总喜欢用夸大的希望来鼓舞自己，这种无根据的乐观体现了他们对未来的悲观。二、社会的经济地位决定社会成员的心理。“上等阶级”的人们因为占有很多的生产资料而将金钱看成十分平淡的东西，谈论金钱是他们厌烦。但对于无产者来说，为“金钱”斗争就是为捍卫和发展自己的自尊心而斗争，他们斗争不仅是为了增加工人收入的“金钱”的数目，而是要改变甚至摧毁现存的经济制度。这在列夫欣和塔季雅娜佳的谈话中可以窥见一斑。三、由于社会地位的差别，“上等阶级”认为“消灭金钱”的问题是道德问题，它意味着生活朴素，不尚奢侈，，消灭自己的贪欲和其他恶习，而对于无产阶级来说“消灭金钱”的问题是社会问题，恶不在于金钱在人们面前勾画了一幅只有金钱才能换得来的欢乐的图画从而使人腐化，而在于它使人屈从于金钱，因为不屈从将无法满足肉体和精神的需求。因此，道德问题就成了社会问题。由于所处的社会地位，无产阶级无法接受托尔斯泰的“无以暴力抗恶”的观点，因为社会的罪恶取决于它的社会制度，制度不变恶不会减少，而改变社会制度，无产阶级除了身上的枷锁，什么都不会失去，改变社会制度有时需要暴力。
在这篇文章中普列汉诺夫对《仇敌》的分析和评价都是比较精准和全面的，他在肯定《仇敌》艺术性的前提先，重点论述了其思想深度和历史内涵。但是我认为在这篇文章中普列汉诺夫过分拔高了无产阶级的思想境界，或者说他并没有透彻的分析无产阶级的心理，尽管我们不能否认无产阶级的自我牺牲精神，但也不能片面的认为当时所有的无产阶级都具备这种精神或者说无产阶级只单纯地拥有这种精神而没有其他个人私念。文章只分析了无产阶级的“超我”心理，而没有论述“自我”或“本我”的心理，或者说是没有分析被无产阶级意识形态所遮蔽的深层无意识。
因为尽管作家对社会现实的反映具有真实性，这种真实性有时大于历史学家、经济学家，但是，来自于现实生活中的材料毕竟是经过了作家的个性化处理，也就是折射后才进入作品的而这种折射本身包含意识形态性质。高尔基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有可能会夸大无产阶级的积极的精神品质，而掩盖了一些消极的品质，批评家有责任指出这种偏。当然评论家本身也会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所以有时他们也无法完全客观地看待事物。
篇四：意识形态偏见仍存的例子
意识形态意识形态(Ideology)一词最早是由法国哲学家特拉西提出并把它引入西方哲学史,在19世纪马克思以一种非系统的方式扩展“意识形态”一词的意义。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意识形态本质上是编造幻想、掩蔽现实关系的精神力量,是对社会现实的颠倒的、神秘的反映。马克思和恩格斯后来之所以继续把意识形态理解为否定性的概念,是因为在创新并发展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道路上,几乎每前进一步都得和各种错误思潮进行斗争。而首次提出“科学的意识形态”这一新概念的是列宁,他在驳斥波格丹诺夫对相对真理与绝对真理关系的误解时道“一句话,任何思想体系都是受历史条件制约的,可是,任何科学的思想体系(例如不同于宗教的思想体系)和客观真理、绝对自然相符合,这是无条件的。”在列宁看来,马克思主义无疑是科学的意识形态。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出版以后,研究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更是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时期。但是他们在分析马克思的意识形态观念的时候,不同的人抓住了马克思思想中的不同方面来分析马克思意识形态的思想。根据麦克里兰的论述,“在这段期间,马克思主义对意识形态的探讨主要在三个方面取得了进展。第一,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将马克思的思想简单化为经济决定论(economicdeterminism)的一般学说,这会使意识形态与虚假意识的等同更为突出”。第二是“列宁的意识形态概念被剥去了否定涵义,社会主义的或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观出现了。”即列宁提出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识形态形式,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和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列宁认为前者是统治的意识形态,后者是科学的意识形态。第三是“由于革命运动在西方未能获得充分的发展,在诸如葛兰西(Gramsci)和阿尔都塞(Althusser)等西方的马克思主义者当中,意识形态是比迄今可以想见的更为强大而独立的力量的印象逐渐增强,并因此给予了它更多的注意和重视。”这是因为随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失败,一些理论家在总结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把目光转向了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由卢卡奇开创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派正是如此,而葛兰西更是提出了夺取意识形态文化领导权的主张。正是由于“安东尼·葛兰西(AntonioGramsci),马克思主义对意识形态的讨论到达了另一个高度。”可以说,正是他们的论述,从而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意识形态理论谱系。这样,无论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还是后马克思主义对意识形态问题的研究都或多或或少的对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意识态理论发展史进行了深入梳理,对象包括列宁、卢卡奇、葛兰西、阿尔都塞等人。“一般认为韦伯、杜尔凯姆以及弗洛伊德的思想对后来非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意识形态理论有很大的影响”。这是因为,“由孔德肇始的实证主义思潮,经过涂尔干(又译作杜尔凯姆-引者注)等人的推动,也已经在思想界拥有一定的影响。受到这一思潮影响的马克斯·韦伯形成了‘价值中立性’学说,力图消融掉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反复强调的意识形态的阶级内涵。”而所谓价值中立性是指在社会科学的研究中撇开个人的主观情感和臆想,中止价值判断,本着完全尊重事实的态度从事科学研究。另外,实证主义社会学的重要继承者盖格尔主张“把意识形态作为认识批判的概念,使之理论化、认识论化,完全脱离阶级和党派的利益。虽然他批判了曼海姆的意识形态理论,但他们在基本立场上是一致的,那就是淡化意识形态理论的阶级归属。”国外学者研究意识形态理论的主要方面
卡尔·曼海姆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区分了两种意识形式(Bewusstseinsformen):一种是走向没落阶级的偏见,即“意识形态”(Ideologie);另一种是新兴阶级的意识形式,即“乌托邦”(Utopia)。而他分析的重点在于意识形态,他把意识形态分为“特殊的意识形态概念”和“总体的意识形态概念”。他认为,特殊的意识形态概念,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来说,并没有多少研究价值,而总体的意识形态概念既有研究的价值,又有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加以改造和提高的可能。不但如此,“曼海姆还把意识形态学说的发展史理解为‘特殊的意识形态’逐步融入‘总体的意识形态概念’的历史,理解为意识形态本身不断地摆脱党派的政治影响,逐步中立化的过程。”这样,“按照曼海姆的观点,知识社会学的规定是使意识形态学说从‘一个党派的斗争武器‘转变为一个超党派的‘社会学的精神历史’。”但是,与马克思不同的是,他把这两种意识形式仅仅归结为有限的实在知识,并从“抽象的理智”出发,期待对部分现实有所认识的意识形态和乌托邦达到一种综合。莱蒙德·盖斯(RaymondGeuss)区分了三种不同的意识形态概念:一种是描述意义上的意识形态概念,即在分析某一社会总体结构时,只限于指出意识形态是这一总体结构的一部分,不引入某种价值观来批评或赞扬这种意识形态,即只作中性的、客观的描述,不作带有任何主观意向的评论;二是贬义的意识形态,也可以称为否定性的意识形态,即承认意识形态的存在,但对它的内容和价值却采取否定的态度,认定它不可能正确地反映社会存在,而只能歪曲社会存在,掩蔽社会存在的本质。凡是从这一角度去理解意识形态的人,必然对意识形态取批评的态度;三是肯定意义上的意识形态,即不光承认意识形态的存在,而且对它的内容与价值采取肯定的态度,认定它能客观地反映社会存在的本质。如果以盖斯的标准来加以区分的话,那么,在特拉西那里,意识形态是一个肯定性的概念,在马克思那里,意识形态显然是一个否定性的概念,而列宁则把它变成一个描述性的概念。正如J.拉雷所说:“对于列宁来说,意识形态成了关系到不同阶级的利益的政治意识,他特别把探讨的重点放在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对立上。因此,在列宁那里,意识形态涵义的变化过程达到了顶点。意识形态不再是取消冲突的必然的扭曲,而是成了一个涉及到阶级(包括无产阶级)的政治意识的中性的概念。”而卢卡奇、葛兰西也可以说是在描述性的意义上来使用意识形态这一概念的。无庸置疑,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无疑也是一种批判性意义上或者说否定性的意识形态理论。詹明信提出了意识形态的七种模式(即意识形态是有局限性的意识;意识形态概念是一种“关于社会阶级的理论”;意识形态是物化意识;日常生活的意识形态;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支配权的意识形态;语言异化意义上的意识形态)。可以肯定的说,在他的七种模式中,前三种基本上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经典模式,而后四种是对经典模式的继承和发展。这就很好的说明了意识形态理论在马克思主义甚至马克思自身那里也不是单一、永恒不变的,它是随着历史环境的改变而变化着,这不仅驳斥了马克思主义终结论,证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意义,而且为意识形态研究的文化转向提供了可能性。当然,还有其他关于意识形态形式的区分,如齐泽克就认为,根据意识形态概念的发展史,应把意识形态区分为自在的意识形态、自为的意识形态和自在自为的意识形态这样三种形态。
篇五：意识形态偏见仍存的例子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意识形态的论述及其意义摘要：意识形态在整个社会科学中是最难以把握的概念。因为它研究的是我们最基本的概念的基础和正确性。因此，它是一个基本内涵存在争议的概念。[1]作为现代意识形态理论创始人的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意识形态的主要内容进行了论述：作为“虚假意识”的意识形态；作为“观念的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作为革命的“粘合剂”的意识形态，从而完成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对意识形态概念的全面系统科学的论述。
关键词：意识形态；虚假意识；上层建筑中图分类号：B0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0992（2011）04-018302如同“空气”这一概念发明之前，我们也没有停止呼吸一样。同样，早在特拉西提出意识形态概念前，意识形态就已经出现在人们的生活当中。早在公元前，柏拉图所提出的“理念世界”就可以被看做是意识形态的雏形。在西方进入中世纪后，出现了宗教对科学的迫害，科学沦为了神学的侍女，柏拉图的“理念世界”幻化成了全知全能的上帝，人类思想被谬误和偏见所左右。随着中世纪世界观的崩溃和新教的影响，到文艺复兴时期出现了讨论意识形态的直接先驱如弗朗西斯·培根和托马斯·霍布斯等思想家。培根在《新工具》这本书中，提出了著名的。共有四种幻想：种族幻象、洞穴幻象、市场幻象和剧场幻象。”培根认为：“迄今为止，人类的智慧都被那些他成为幻象——错误的、不理性的概念——所蒙蔽。“四幻象假说”为其后的意识形态学说奠定了基础，它是现代社会科学的开端。一、马克思对意识形态论述的主要内容（一）作为“虚假意识”的意识形态虽然拿破仑“模糊不清的形而上学”的讥讽使得对意识形态的批判广为流传，但意识形态的概念之所以像今天这样流行，还是由于马克思及其著作的影响。尽管马克思在批判意思形态时熟知特拉西将意识形态看做一门有益的“观念的科学”，马克思还是将批判的矛头对准了它。马克思认为：意识形态不是什么“观念的科学”，只不过是特定的一群人用来自我辩护的一种虚构。[2]在其对意识形态集中阐述的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把意识形态看作是“虚假意识”，并援用照相机的比喻来说明。马克思认为：“迄今为止人们总是为自己造出关于自己本身、关于自己是何物或应当成为何物的种种虚假观念”[3]意识形态在作为“虚假的意识形态”主要有两个特征：一、思辨性、抽象性和对现实的非批判性的特征。最典型的例子是《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援引的：“一个好汉突然想到，人们之所以溺死，是因为他们被重力思想迷住了。如果他们从头脑中抛掉这个观念，比方说，宣称他是迷信观念，是宗教观念，他们就会避免任何溺死的危险。”[4]二、是对现实的歪曲的反映的特征。马克思之所以称意识形态为“虚假的意识”主要指统治阶级为了维护其统治，为了麻痹被统治阶级而向被统治阶级灌输的思想观念。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意识形态进行批判的时代环境及写作目的。马克思在写《德意志意识形态》时德国到处流行的是受黑格尔影响的唯心主义及剥削阶级的意识，他的写作意图就是为了与当时流行的这些“虚假的意识”进行斗争。所以说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批判的是以往的意识形态的认识内容而不是意识形态概念。[5]（二）作为“观念的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马克思把意识形态称为观念的上层建筑，亦即统治阶级的思想。马克思在
《路易·巴拿马的雾月十八日》说得明白，他写道：“在不同的所有制形式上，在社会生存条件之上，耸立着由各种不同的、表现独特的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人生观构成的整个上层建筑。”[6]很显然，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整个观念形态的上层建筑当然包括意识形态这一基本的社会意识内容。
马克思认为意识形态与统治阶级的权利和利益相联系，他的“一般的意识形态”就是指统治阶级的是想体系。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写道：“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以思想的形式变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因而，这就是那些使得某一个阶级成为统治阶级的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因而这也就是这个阶级的统治的思想。”[7]马克思还说过：“在这一阶级内部，这种分裂甚至发展成两部分人之间的某种程度的对立和敌视，但是一旦发生任何实际冲突，即当阶级本身受到威胁的时候，当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好像不是统治阶级的思想而且好像拥有与这一阶级的权利不同的权利这种假象也趋于消失的时候，这种对立和敌视便会自行消失。”[8]
并非所有的意识都是意识形态的。使统治阶级的意识转化成意识形态的，是由于分工带来的社会和经济关系之间的冲突。首先，体力和脑力的分工导致了劳动与劳动产品在数量和质量是那个的不平等分配：其次，分配的不平等，造成了私人财产的存在，以及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不一致。公共利益在现实生活中就以虚幻的共同体国家的形式出现。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的冲突在现实中的表现就是“国家内部的一切斗争——民主政体、贵族政体和君主政体相互之间的斗争，争取选举权的斗争等等，不过是一些虚幻的形式，在这些形式下进行着各个不同阶级间的真正的斗争”[9]各种不同阶级之间的真实的斗争，使得实际上社会已被利益的冲突撕裂，为了不让它崩溃，这些对立被掩盖以为社会的权利不平衡分配辩护的思想观念，统治阶级的思想自此具有了意识形态的力量。“例如，在某一国的某个时期，王权、贵族和资产阶级为夺取统治而斗争，因而，在那里统治是分享的，那里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就会是关于分权的学说，于是分权就被宣布为‘永恒的规律’。”[10]
在马克思看来作为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的都是“虚假的意识形态”，它是当时的统治阶级的意识基础，这是历史的现实。所以从这点说“虚假的意识形态”又是“真实的意识”，作为一种观念的上层建筑。
（三）作为革命的“粘合剂”的意识形态在马克思看来，意识形态和统治阶级的思想体系不是绝对统一的；在作为上层建筑的思想中，只有那些使得宗派关系永恒化的部分才是意识形态。所以，任何阶级都能产生意识形态。但是，当工人阶级还不是革命阶级时，一盘散沙、没有统一起来，尽管有共同的利益和社会心理，其所产生的意识还是属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当工人阶级只有在转变为革命阶级时，才有属于自己的用来号召和团结广大群众的旗帜——作为革命的“粘合剂”的意识形态。当然，在革命胜利后，革命阶级的意识形态必然会成为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但在革命过程中则存在着不同与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意识形态。在马克思看来只有消灭了剥削、消灭了国家，使得宗派关系得到彻底消除，人类进入共产主义社会，意识形态才会得到消失。正如《共产党宣言》所说：“不管阶级对立具有什么样的形式，社会上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剥削却是过去几个世纪所共有的事实。因此，毫不奇怪，各个世纪的社会意识，尽管形形色色、千差万别，总是在某些共同的形式中运动的，这些形式，这些意识形式，只有当阶级对立完全消失的时候才会完全消失。”在共产主义实现之前一切剥削阶级的意
篇六：意识形态偏见仍存的例子
意识形态的主要内涵和特征主要内涵
意识形态一词出现之初,是一个纯粹的学科名词,无涉于价值判断。1796年,法国哲学家特拉西把意识形态定义为“观念的科学”,是一种哲学研究。在文义上,ideology一词是由“观念”(idea和“学科”(ology两字结合而成。特拉西尝试探索内在思维和观念的起源,希望意识形态此学科最后能和动物学、生理学一样,享有同样的学科地位。
一开始,意识形态一词并不引起很多人的注意,在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用“意识形态”来概括“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精神现象”后,该词才在东方流行起来。与此同时它的内涵和指涉陷入了混乱的状态:大多数学者都从功能主义角度出发对它进行定义,使得它越来越偏离特拉西的原意。许多学者将它同国家利益、民族利益和文化认同联系起来,指涉人类生存和发展所必需的各种价值凭依,而为了实现统治,这种凭依可以是扭曲事实的。
马克思、恩格斯将意识形态看成“虚假的意识”与“观念上层建筑”。“意识形态”意指系统地、自觉地、直接地反映社会经济形态和政治制度的思想体系,是社会意识诸形式中构成观念上层建筑的部分。马克思所理解的意识形态是具体社会中人对物质实践的一种理解和把握,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这种理解和把握总是不可避免地带有局限性——即“虚假性”。从意识形态的功能上看,它们都在真实地维护自己的生产关系、既有的社会秩序和剥削利益。意识形态主要是受阶级性制约的观念形态,也可以说是反映阶级的社会利害关系的思想体系,是一种自我欺骗或欺骗他人的思想观念或理论体系,是一种虚假的、颠倒的意识,是对颠倒的现实的反映。它的主要任务就是维持统治阶级的统治——它的目的不是揭示现实生活的真相,而是竭力把这种真相掩藏起来,以维护它所支持的统治阶级的统治。
曼海姆试图将社会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的原貌区分开来,于是就有了“知识社会学”。曼海姆对历史上出现的各种“意识形态”内涵和指涉进行整理和分析后指出,存在着两种意识形态类型:与阶级利益相关的特定意识形态和与价值无涉的总体性意
识形态。特定意识形态就是社会意识形态或国家意识形态,而总体性意识形态则并不包含对弄虚作假的怀疑,它是在不考虑其动机形成的情况下,对某个时代或者某个社会群体在特定社会情境中形成的特殊思想进行形式色彩的功能分析,以及对精神之诸结构性差异进行客观描述。尽管曼海姆企图将总体性意识形态与特定意识形态相分割,去掉其政治性和工具性,但总体性意识形态的分析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利益格局的分析,因此这种分割是不成功的。
约〃埃尔斯特对意识形态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他认为一种意识形态是一组信念或价值观,它们可以通过某一社会集团的地位或者利益得到解释。而这种信念或价值观隶属于某种更为一般化的、有偏见的信念群。他认为马克思从功
能的角度来解释意识形态的出现和传播。这种功能解释的主要观点是,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契合于现存的社会结构、经济结构和统治阶级的利益并具有为之服务的功能,有此而得以出现和传播,最终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从这里可以看出,马克思的意识形态观点是一种歪曲的意识、虚假的意识,为了阶级统治而不惜扭曲现实的意识。约〃埃尔斯特认为对意识形态的定义应该是非功能主义的。他把意识形态看成是精神实体,并且否定了它的制度性定义,这种定义把意识形态看成是体现出某些信念或价值观的制度性的实体。
我认为不应该从功能主义角度出发对“意识形态”进行定义,而应从意识形态的内涵和本质来定义它。特拉西把它定义为“思想的科学”、“观念的科学”,其目的是要研究认识的起源、界限和认识的可靠性程度。因此,我认为“意识形态”属于哲学研究的范畴,是指一定历史时期内某一社会群体大部分成员认同的价值观念。它表现的是人们对事物的认识,不涉及任何价值观正误的判断,更不会因阶级利益的冲突而扭曲现实。
基本特征
一、真实性
对于马克思、恩格斯二人来说,意识形态的明显特征就是它的虚假性。在他们心目中,并非所有政治观点皆有意识形态的特性,意识形态并不属于科学,是和科学相对立的错误意见:故有必要区分意识形态与科学、真理和虚伪的差异。然而我认为这是错误的。意识形态是一种价值观,是对现实世界的反映,而这种反映是描述性的,并不应该包含任何价值判断和利益判断。因此,它应具备的首要条件是真实性,要真实地反映客观世界、反映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认为它具有虚伪性是因为将它看作阶级统治和教化的工具,相反地,我是要将意识形态去阶级性、去工具性。
二、普遍性
马克思主义认为意识形态具有阶级倾向性,它代表的是统治阶级的思想。统治阶级要以意识形态为工具维护其相应的统治,所以会将自己的意识形态泛化为所有阶级甚至全体社会成员的意识形态,用思想上的统治来配合政治上的统治。对于这种观点,我不敢苟同。意识形态是由社会中大部分成员认同的观念而形成的思想体系,因此它是社会普遍认同的价值观,而不一定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因此就并不存在“统治阶级泛化其思想”的说法。另外,这种观点还是无法将意识形态与阶级利益相分离,还是将它看作阶级统治的工具。
篇七：意识形态偏见仍存的例子
意识形态：政治无意识【内容提要】与一般的社会意识形式不同，意识形态概念在形成的过程中，就表现出了内在矛盾，即任何意识形态中，都包含有由于意识形态创造者的主观因素所决定的“虚假观念”，所以，在人们的运用中，把意识形态作为贬义概念与作为中性概念，始终同时存在着。意识形态中的这个矛盾，反映了其内部的有意识因素与无意识因素的并存，是意识形态与一般社会意识形式的本质区别。意识形态中的无意识因素，具有强烈的政治性质，所以，意识形态中的无意识，实质上是一种政治无意识，这就使意识形态具有了特殊的作用。【关键词】意识形态/虚假观念/无意识/政治意识【正文】
在当代世界的各种政治学或社会学文献中，意识形态这个范畴被人们越来越广泛地运用着。但是，人们对这个范畴的理解却
是各种各样的，甚至有很多歧义。因此，在当代社会中，人们在意识形态问题上思想是相当混乱的。这一方面反映了意识形态范畴内涵的极端复杂性，同时，也反映了人们对意识形态的本质仍然存在着一些非科学的认识。本文试图从一个新的角度对现代社会中意识形态现象的本质进行一些探讨。
一“意识形态”范畴形成过程中的矛盾
在学术界有这样一种看法，即认为意识形态这个范畴，在哲学上的根源最早见于英国哲学家培根的“偶像说”或者“假像说”，指错误的观念或成见。从它的含义来看，“偶像”“假像”与目前关于意识形态的一种理解是有相同之处的。当然，这还不能说是明确提出了意识形态这个范畴。
据目前几种权威性辞典中的记载，“意识形态”(“观念学”、“思想体系”)是法国大革命时代的哲学家德斯图•德•特拉西最早提出和使用的。他在《意识形态原理》(一译为《观念学原理》)一书中认为，“意识形态”这个名词表示的是一种“思想的
科学”或“观念科学”。特拉西进而指出，“意识形态”是通过一种关于实际的理智过程的理论批判而形成的，它与那些解释性的理论、体系或哲学是有区别的，是一种负有使命的科学；“意识形态”的目标是为拯救人类和为人类服务，使人类摆脱偏见，而为理性的统治做好准备。按照这种意识形态学说，特拉西和他的信徒曾设计了一种国民教育制度，以期把法国改造成为一个理性的科学的社会。特拉西的这种意识形态学说，曾一度得到拿破仑的支持，而且成为国家的法定学说。但是，后来拿破仑又把德国的军事失利归咎于这些“意识形态学家”的学说的影响。这样，在以后沿用的“意识形态”这一范畴，就产生了对其内涵包括有肯定和否定两种不同理解并存的现象。我们已经看到，对意识形态范畴的这种矛盾的理解，一直延续到今天。
在近代的哲学和政治学说史中，对意识形态范畴的进一步研究，马克思和恩格斯做出了特殊的贡献。我们看到，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早期着作中，主要是以封建主义的和
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作为批判地研究对象的。如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是把“意识形态”作为一个贬义词来用的。因为，他们所说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是指在当时德国思想界有影响的、是为资产阶级政治统治做辩护、并且受到当时的统治阶级支持的那些意识形态流派。所以，马克思和恩格斯针对着这些流派的本质指出，意识形态是由统治阶级中的一部分人编造出来的幻想，是一种虚假观念。究竟如何去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这个“虚假观念”的实质呢?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再看看他们在不同时期的着作中，对意识形态这个范畴是怎样论述的。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的序言中，他们一开始就写道：“人们迄今总是为自己造出关于自己本身、关于自己是何物或应当成为何物的种种虚假观念。他们按照自己关于神、关于模范人等等观念来建立自己的关系。他们头脑的产物就统治他们。他们这些创造者就屈从于自己的创造物。我们要把他们从幻想、观念、教条和想像的存在物中解
放出来。”这里所说的“种种虚假观念”、“幻想、观念、教条和想像”，就是指他们所要批判的德意志的“意识形态”。很显然，这里的意识形态范畴是个贬义词，而这些贬义词是有特定所指的，不是对一般意识形态而言的。
我们知道，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任何一种社会意识都是社会存在的反映，只是反映的性质和形式不同罢了。意识形态作为一般社会意识的一种特殊形式，当然也是如此。所以，马克思和恩格斯把他们所批判的意识形态说成是“虚假观念”，不能等同于故意用来骗人而编造出来的那些错误观念，而是指这种观念内容的虚假性。而且，这样的“虚假观念”，它的形成往往也是不以它的创造者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关于意识形态的这种特殊性质，恩格斯在他晚年着名的历史唯物主义书信中写道：“意识形态是由所谓的思想家有意识地、但是以虚假的意识完成的过程。推动他的真正动力是他所不知道的，否则这就不是意识形态的过程了。因此，他想像出虚假的或表面的动力。因为这
是思维过程，所以它的内容和形式都是从纯粹的思维中——不是从他自己的思维中，就是从他的先辈的思维中得出的。”恩格斯还以历史事实来说明他的这个观点，即正由于意识形态这种独立历史的外表，使资产阶级的宪法、一般法权体系等等，首先蒙蔽了大多数人。
应该明确指出的是，恩格斯在这里所说的意识形态的特点，是指一般意识形态，而不是特指某种具体的意识形态，他是把意识形态作为社会意识的一种特殊形式来研究的，而不是作为一个贬义词来使用的。那么，恩格斯在这里所说的意识形态形成过程中的这种虚假性质，应该如何理解呢?首先应当肯定的是，意识形态作为社会意识的一种特殊形式，不管它的内容或形式是怎样的，但毕竟是对客观现实的一种反映，就这一点而言，任何一种意识形态，都有真实的客观根据，与一般所说的谎言或者骗人的鬼话是有本质区别的；但是，在一般的意识形态中，的确是有不同程度主观性的、幻想性的因素在其中的。看来，这是一个不能回避的现实
矛盾。问题的关键是我们怎样认识意识形态中这个矛盾的实质。
如果我们再仔细研究一下意识形态范畴形成过程中的矛盾，特别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意识形态内在矛盾的深刻分析，就可以进一步认识到，一方面，作为社会意识形式的意识形态，它是人们对社会现实的自觉反映形式，因为，如果否定了人们反映形式的自觉性，也就否定了社会意识本身了；另一方面，在这种反映过程中，意识形态的创造者，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又的确有不自觉的因素，这就是我们在后面还要具体谈到的由于反映者的政治利益对反映的真实性的影响，而形成的反映过程中的虚假性问题。恩格斯所说“意识形态是由所谓的思想家有意识地、但是以虚假的意识完成的过程”也反映了这一个问题的实质。这样，我们就可以明白了：意识形态中的这个矛盾，是由它的形成过程中的有意识和无意识的矛盾所决定的。
篇八：意识形态偏见仍存的例子
意识形态：政治无意识[07-01-0313:17:00]
作者：宋惠昌
编
辑：studa20
【内容提要】与一般的社会意识形式不同，意识形态概念在形成的过程中，就
表现出了内在矛盾，即任何意识形态中，都包含有由于意识形态创造者的主观
因素所决定的“虚假观念”，所以，在人们的运用中，把意识形态作为贬义概
念与作为中性概念，始终同时存在着。意识形态中的这个矛盾，反映了其内部
的有意识因素与无意识因素的并存，是意识形态与一般社会意识形式的本质区
别。意识形态中的无意识因素，具有强烈的政治性质，所以，意识形态中的无
意识，实质上是一种政治无意识，这就使意识形态具有了特殊的作用。
【关键词】意识形态/虚假观念/无意识/政治意识
【正文】
在当代世界的各种政治学或社会学文献中，意识形态这个范畴被人们越来
越广泛地运用着。但是，人们对这个范畴的理解却是各种各样的，甚至有很多
歧义。因此，在当代社会中，人们在意识形态问题上思想是相当混乱的。这一
方面反映了意识形态范畴内涵的极端复杂性，同时，也反映了人们对意识形态
的本质仍然存在着一些非科学的认识。本文试图从一个新的角度对现代社会中
意识形态现象的本质进行一些探讨。
一“意识形态”范畴形成过程中的矛盾在学术界有这样一种看法，即认为意识形态这个范畴，在哲学上的根源最早见于英国哲学家培根的“偶像说”或者“假像说”，指错误的观念或成见。从它的含义来看，“偶像”“假像”与目前关于意识形态的一种理解是有相同之处的。当然，这还不能说是明确提出了意识形态这个范畴。据目前几种权威性辞典中的记载，“意识形态”(“观念学”、“思想体系”)是法国大革命时代的哲学家德斯图•德•特拉西最早提出和使用的。他在《意识形态原理》(一译为《观念学原理》)一书中认为，“意识形态”这个名词表示的是一种“思想的科学”或“观念科学”。特拉西进而指出，“意识形态”是通过一种关于实际的理智过程的理论批判而形成的，它与那些解释性的理论、体系或哲学是有区别的，是一种负有使命的科学；“意识形态”的目标是为拯救人类和为人类服务，使人类摆脱偏见，而为理性的统治做好准备。按照这种意识形态学说，特拉西和他的信徒曾设计了一种国民教育制度，以期把法国改造成为一个理性的科学的社会。特拉西的这种意识形态学说，曾一度得到拿破仑的支持，而且成为国家的法定学说。但是，后来拿破仑又把德国的军事失利归咎于这些“意识形态学家”的学说的影响。这样，在以后沿用的“意识形态”这一范畴，就产生了对其内涵包括有肯定和否定两种不同理解并存的现象。我们已经看到，对意识形态范畴的这种矛盾的理解，一直延续到今天。在近代的哲学和政治学说史中，对意识形态范畴的进一步研究，马克思和恩格斯做出了特殊的贡献。我们看到，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早期著作中，主要是以封建主义的和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作为批判地研究对象的。如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是把“意识形态”作为一个贬义词来用的。因为，他们所说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是指在当时德国思想界有影响的、是为资产阶级政治统治做辩护、并且受到当时的统治阶级支持的那些意识形态流
派。所以，马克思和恩格斯针对着这些流派的本质指出，意识形态是由统治阶级中的一部分人编造出来的幻想，是一种虚假观念。究竟如何去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这个“虚假观念”的实质呢?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再看看他们在不同时期的著作中，对意识形态这个范畴是怎样论述的。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的序言中，他们一开始就写道：“人们迄今总是为自己造出关于自己本身、关于自己是何物或应当成为何物的种种虚假观念。他们按照自己关于神、关于模范人等等观念来建立自己的关系。他们头脑的产物就统治他们。他们这些创造者就屈从于自己的创造物。我们要把他们从幻想、观念、教条和想像的存在物中解放出来。”这里所说的“种种虚假观念”、“幻想、观念、教条和想像”，就是指他们所要批判的德意志的“意识形态”。很显然，这里的意识形态范畴是个贬义词，而这些贬义词是有特定所指的，不是对一般意识形态而言的。
我们知道，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任何一种社会意识都是社会存在的反映，只是反映的性质和形式不同罢了。意识形态作为一般社会意识的一种特殊形式，当然也是如此。所以，马克思和恩格斯把他们所批判的意识形态说成是“虚假观念”，不能等同于故意用来骗人而编造出来的那些错误观念，而是指这种观念内容的虚假性。而且，这样的“虚假观念”，它的形成往往也是不以它的创造者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关于意识形态的这种特殊性质，恩格斯在他晚年著名的历史唯物主义书信中写道：“意识形态是由所谓的思想家有意识地、但是以虚假的意识完成的过程。推动他的真正动力是他所不知道的，否则这就不是意识形态的过程了。因此，他想像出虚假的或表面的动力。因为这是思维过程，所以它的内容和形式都是从纯粹的思维中——不是从他自己的思维中，就是从他的先辈的思维中得出的。”恩格斯还以历史事实来说明他的这个观点，即正由于意识形态这种独立历史的外表，使资产阶级的宪法、一般法权体系等等，首先蒙蔽了大多数人。
应该明确指出的是，恩格斯在这里所说的意识形态的特点，是指一般意识形态，而不是特指某种具体的意识形态，他是把意识形态作为社会意识的一种特殊形式来研究的，而不是作为一个贬义词来使用的。那么，恩格斯在这里所说的意识形态形成过程中的这种虚假性质，应该如何理解呢?首先应当肯定的是，意识形态作为社会意识的一种特殊形式，不管它的内容或形式是怎样的，但毕竟是对客观现实的一种反映，就这一点而言，任何一种意识形态，都有真实的客观根据，与一般所说的谎言或者骗人的鬼话是有本质区别的；但是，在一般的意识形态中，的确是有不同程度主观性的、幻想性的因素在其中的。看来，这是一个不能回避的现实矛盾。问题的关键是我们怎样认识意识形态中这个矛盾的实质。
如果我们再仔细研究一下意识形态范畴形成过程中的矛盾，特别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意识形态内在矛盾的深刻分析，就可以进一步认识到，一方面，作为社会意识形式的意识形态，它是人们对社会现实的自觉反映形式，因为，如果否定了人们反映形式的自觉性，也就否定了社会意识本身了；另一方面，在这种反映过程中，意识形态的创造者，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又的确有不自觉的因素，这就是我们在后面还要具体谈到的由于反映者的政治利益对反映的真实性的影响，而形成的反映过程中的虚假性问题。恩格斯所说“意识形态是由所谓的思想家有意识地、但是以虚假的意识完成的过程”也反映了这一个问题
篇九：意识形态偏见仍存的例子
这些文字为读者展现了一幅藏人僧侣在孤苦无援的情况下坚强自救的情景强调了他们在地震发生后第一时间无偿无怨无悔默默无闻赶来救助的精神却无视中国政府及救援部队所做出的巨大努力并且运用了西媒的经典招数之一描述凄凉的尸堆或哭闹场面对于青海地区和全国各族人民万众一心救灾善后的事实只字不提关于《纽约时报》涉华报道的意识形态倾向
论文网：
摘要：关于涉华报道的研究早已突破了文本形式传统视角，文本内容即主旨的分析成为关注的焦点。本文以《纽约时报》涉华报道为语料，从名物化视角对其分布特征及作用进行分析，结合报道事件的中国背景探讨语篇中意识形态倾向性。研究发现：通过频繁使用名物化现象，起到了人际关系隐形化，时间标准神秘化，焦点信息改变化和语用效果预设化的交际效果，进而对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形象的塑造起到了负面作用。
关键词：意识形态名物化新闻报道纽约时报UAM语料统计工具
引言
对美国媒体涉华报道这一议题的关注，已成为近几年国内学者研究的热点。此议题讨论的角度颇丰，有国际传播与管理分析，文体特点分析，体制与运行模式分析以及意识形态分析等。对于涉华报道意识形态倾向性方面的研究，最早进行集中研究的是潘志高，他以1993年～1998年涉华报道为研究内容，采用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梳理了《纽约时报》对中国形象塑造的政治、历史、文化缘故，总结了报道片面化甚至歪曲化的原因。随后，孙有中通过1993年～2002年间《纽约时报》和《泰晤士报》中的涉华报道比较做了更为细致的分析，通过六个典型的案例采取新闻话语分析方法，揭示了两报构建的中国形象异同。除以上两本专著外，以此为研究对象的论文也日渐丰富。辛斌从转述动词的视角通过《中国日报》和《纽约时报》语料进行比较分析，从而对异同做出语用上的意识形态分析的解释。范勇从偏见词汇角度揭露出《纽约时报》涉华报道话语方式上的意识形态有色眼镜。王巾和刘娟则分别运用批评性话语分析工具对《纽约时报》涉华报道进行解读，发掘出语篇中隐藏的意识形态倾向性对中国形象的影响。陈思霈从文化因素探讨了中国在《纽约时报》新闻影响下“本我形象”塑造面临的困难。朱慧华从系统功能语法的角度出发，《纽约时报》及《中国日报》中情态手段的类别、频率、分布及主客观取向等进行量化分析，旨在从情态视角研究两者人际功能的异同以及意识形态倾向性。综合考察，以上研究大多以突发性热点事件为中心进行对比讨论，导致语料欠缺全面性，并且很少结合中国背景与对涉华报道产生的影响进行分析。
本文以《纽约时报》涉华报道及其译文为语料，从名物化视角对其分布特征进行分析，并结合报道事件背景探讨语篇意识形态的倾向性问题，进而阐释其对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形象塑造的负面影响。
研究样本与研究方法
研究样本。经过统计得知：《纽约时报》英文官方网站2010年1月1日至2010年12月31日所刊载的所有涉华报道，合计281篇，涵盖政治、文化、科技、经济、教育等领域，分别所占比例为48%、5%、16%、26%、2%与3%。根据各板块比例以及是否具有中文版的条件，本研究共随机选取新闻报道30篇，包含政治12篇、文化3篇、科技4篇、经济7篇、教育2篇及其他2篇；另外，本研究还考察了与此30篇新闻报道相对应的中文翻译。①
研究方法。本文首先采取定性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运用UAMCorpusTool语料统计工具对名物化分布规律及特征进行分析。其次采取了描述性分析法，结合中国背景在报道中对意识形态倾向性的案例进行阐述。
《纽约时报》名物化分布情况及特征
名物化。国外主流语言学派分别对名物化进行了考察。相比之下，系统功能语法对名物化的研究更为系统深入。Halliday从语法隐喻的角度对名物化作了解释，认为名物化“是用名词来体现本来要用动词或形容词所体现的‘过程’或‘特征’”。
通过运用UAMCorpusTool语料统计工具，笔者对《纽约时报》所选新闻语料中名物化频率与金融、科技、法律以及小说等语篇进行比较，统计结果显示：法律类语篇中达到83.5%，科技与金融名物化频率分别是72.6%与51.3%。新闻紧随其后达41.6%，比重较前者有所下降，究其原因，主要是《纽约时报》的新闻报道，因其营销策略的规模化及阅读人群的广泛化使得语言略偏大众化；但相对于文学语篇而言，名物化频率依然高出10%有余，这主要是因为名物化结构的使用直接关系到语言变体功能的体现。
此外本文还将《纽约时报》中的名物化比例与相应中文译文进行了对比。对于相同内容的30篇新闻报道，排除中英文字数上的细微差异，《纽约时报》原文比其译文多采用了高达17.4%的名物化比例。这一数据鲜明地反映了《纽约时报》涉华报道中名物化现象的突出。
语义层面名物化分布特征。Halliday通过对科技英语的分析归纳了13种语法隐喻现象。根据名物化从动态到静态的过程特点并且以实体或具体名词结尾的特征，本文结合《纽约时报》涉华报道的语料从语义层面分为5种名物化类型。从统计的结果来看，从过程到实体的转换出现频率最高，性质到实体的转换其次，最后是零位成分、环境成分和连接词到实体的转换。从过程到实体转换作为名物化最主要的方式，实现了过程动作的隐性化。对于新闻语篇而言，目的就是为读者传达重大事件的发生，然而名物化的过度使用使得事件发生的动态效果急剧下降，与新闻传播的本意有所背离。
语法层面名物化分布特征。名物化转换中涉及词性发生变化最大的是由动词向名词的转换，这一结论与语义层面名物化转换类型的结论相一致。通过将其转换为名词状态，同样达到了掩盖动作的实施行为的效果。
意识形态对新闻文本中名物化使用的影响分析
Fowler认为，名物化的作用之一就在于将语篇神秘化，从而掩饰说话人或作者的观点及相关权利关系。Vandijk也曾就名物化的使用语境进行了分类概括，其中就包括说话人或作者有意掩饰施动者或降低施动者的负面动因。Fairclough指出“名物化是将过程和活动转化为状态和物体，将具体事物变为抽象”，大量使用名词化成分替代动词性结构有效削弱了动作感，从而使动作模糊，时间隐形，参与者掩盖等。
本文选取个别典型案例，结合中国背景对其名物化现象的效果及对中国形象塑造产生负面的影响做如下分析：
人际关系隐性化。根据Halliday的观点，“概念功能”一词用来表达新的信息或是给听话者传递一定的未知内容。在目前所有语言的运用中，概念功能是一种意义潜势，因为一个人无论如何对语言进行运用，都必须参照他对自己经验的分类。换言之，言语的概念功能表达即是反映客观与主观世界所发生的事，所涉及的人与物以及与之有关的时间、地点等因素。通过名物化的使用，有些镶嵌在原句中的信息就会丢失。通常表现为原句中充当主语的动作参与者的遗失，从而具有省略或隐形人际关系的潜能，进一步达到掩盖或模糊施事动因的目的。
以《纽约时报》名编AndrewJacobs关于青海地震的新闻“AfterQuakeinChina，ColdandAltitudeHinderRelief”为例，在提到中国政府对震区的救援时，Andrew多次使用thehelp、therescue等名词作为句子主语，几乎从未出现以China为主语、help等动作为谓语动词的句型，从而削弱了中国政府在青海地震中付出的巨大努力的印象，使得国际社会对中国政府产生误解。然而在描述青海藏民与僧侣时，则断然使用了行为动词作为主句谓语。
（1）TibetanmonksferriedbodiestoadustyrisenearJiegubeforesettingcremationpyresablaze.
译：在设置柴堆点燃尸体前，西藏僧侣把尸体运到结石（地名）附近一个积满灰尘的高地。
这些文字为读者展现了一幅藏人僧侣在孤苦无援的情况下坚强自救的情景，强调了他们在地震发生后第一时间无偿无怨无悔默默无闻赶来救助的精神，却无视中国政府及救援部队所做出的巨大努力，并且运用了西媒的经典招数之一――描述凄凉的尸堆或哭闹场面，对于青海地区和全国各族人民万众一心救灾善后的事实只字不提。此篇报道显然有失对事实真相的公正，并且夹杂了美国对待西藏问题的片面主观感情。
时间标准神秘化。Halliday同时指出：人际功能是充分运用语言来表达社会和个人的关系，用语言来建立和保持人际关系，来影响别人的行为，表达自己
对事物的判断或评价等。人际功能主要通过语气和情态来实现，其中语气系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小句式是实现人际功能的基本单位，可以分为语气和剩余部分。语气部分包括主语（由名词词组充当）和限定成分（属于动词词组的一部分）。剩余部分则包括三种功能成分：谓语、补语和附加语。有时时态与动词紧密联系，可一旦动词部分被名物化后，时间标志也就遗失了，某些意识形态的东西也就被隐藏起来了。如在新闻报道“oncleanenergy，Chinaskirtsrules”中：
（2）China’sexpansionhasbeentraumaticforAmericanandEuropeansolarpowermanufacturers，andwesternwindturbinemakersarenowbracingtocompetewithlow-costChineseexports.
译：中国的扩张已经对美国和欧洲的太阳能板生产者造成伤害，西方风机制造商现在努力和中国低廉的出口品竞争。
中国在太阳能板生产上的发展源于中国进行清洁能源起步对该行业前期的略微扶持。这些年各大企业完全依靠自己的实力在该行业立足与谋生，扩张是几年前的发展情况。作者运用“expansion”目的是为了告诫欧洲国家关于中国的威胁，让人误以为中国在太阳板生产行业会不断地进行扩张以挤垮其他国家在该行业的发展。
语用效果预设化。在名物化转换从一致式到非一致式过程中，势必导致部分信息的丢失。如上述两点所言，可能是为了使施动者身份隐藏，或是为了时间标志的隐形。程晓堂认为：这些信息并没有丢失，而是成为预设。作者故意为之是因为他知道自己要表达什么，同时认为读者也知道这个意思，形成了典型的语用预设。
焦点信息改变化。名物化将过程和特征等转换为状态、事物或实体，原来小句的不同成分被重组为一个词或短语。根据endfocus等焦点习惯进而引起读者的注意转移。在新闻报道“oncleanenergy，Chinaskirtsrules”中有很多类似的例子：
（3）“ButmuchofChina’scleanenergysuccessliesinaggressivegovernmentpolicies.”
译：但中国清洁能源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源于政府的强力措施。
由于句末重心的原因，“aggressivegovernmentpolicies”成了这句话的焦点信息，而中国在清洁能源方面取得成功的客观事实以名物化表现形式成了主位。随之自然而然成为某些已知信息，读者的注意力也随之转移到作者想要强调的中国政府的强力措施。通过此种方式，作者无疑把自己的观点、意识形态强加于读者。
结语
从以上研究中，至少可以得出以下结论。首先，《纽约时报》在涉华报道中大量运用了名物化转换；其次，这些以过程到实体，以动词到名词为主要特征的转换在交际效果中表面上保持了报道的客观性，实际上对中国形象的塑造起到了一定的负面作用。研究证明了新闻报道无法摆脱其话语方式上意识形态的有色眼镜，即便像《纽约时报》这样的主流媒体依然如此。对此进行的研究，归根到底是探索一条道路，寻找出对华不利的影响因素，为中国在国际舞台上良好形象的塑造以及和谐的中美关系创造良好氛围。
注释：
①中文翻译来源于四月青年社区外文编译板块以及纽约时报中文版新浪博客，http：//bbs.m4.cn/forum-4-1.html，http：//blog.sina.com.cn/autumn0leaf
参考文献
：
1.潘志高：《〈纽约时报〉上的中国形象：政治、历史及文化成因》，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2.孙有中：《解码中国形象：〈纽约时报〉和〈泰晤士报〉中国报道比较1993-2002》，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9年版。
3.辛斌：《汉英新闻语篇中转述动词的比较分析――以〈中国日报〉和〈纽约时报〉为例》，《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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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十：意识形态偏见仍存的例子
意识形态与乌托邦意识形态与乌托邦,2010-12-1623:45:18今天我想围绕曼海姆和阿尔都塞来谈谈意识形态问题。我的发言分为三部分:一是曼海姆的思想背景，二是知识分子和新阶级问题，最后是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之间的张力关系。一(曼海姆与韦伯和卢卡奇的三角关系我们都知道，卢卡奇曾是韦伯家庭社会学沙龙的座上宾，深得韦伯赏识，两人相识不久就成忘年之交，同时卢卡奇也是西美尔的得意门生，在吸收他们学识的同时，也承付了他们的悲观主义。韦伯和西美尔都属于德国culturecritic的传统，对现代资本主义文化的分析让他们看不到出路，除了浪漫主义的悲观情怀。卢卡奇最初《现代戏剧发展》以及《心灵与形式》就是这种心态的反映，直到一战之后发现马克思主义。而曼海姆与卢卡奇都是布达佩斯人，他们组织了一个叫做SundayCircle的清谈群体，这个群体的核心人物就是卢卡奇。曼海姆(1893)小卢卡奇(1885)8岁，但却将后者看作是自己的精神导师，敬仰之情溢于言表。在1914年7月25日写给卢卡奇的心中，曼海姆这样写道:你的作品和人格对我自身的发展的影响，远远超出了你的想象。这种敬仰之情持续到1918年。是年，卢卡奇深入理解了了马克思主义并加入共产党，与自己此前“浪漫的反资本主义”时期划清界限，而曼海姆却止步了。两人于是分道扬镳。但这种分道扬镳只是表面的。曼海姆对卢卡奇一直心存敬畏，但他也在思考如何超越自己的导师。1922年，卢卡奇出版了影响整个20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巨著——《历史与阶级意识》，清算了韦伯的价值中立和西美尔的悲观主义，因为他
找到了新的普遍性和整体性，而代表这个普遍性和整体性的就是无产阶级。“当无产阶级通过阶级斗争改变自己在社会上的地位从而改变整个社会结构时，在认识到改变了的社会形势即它自身的同时，它发现自己不仅面对需要理解的新目标，还改变了自己作为认识主体的地位。这种理论有助于使无产阶级意识到它的社会地位，即是说，它能使无产阶级看到自身在社会过程中既是主体又是客体。”(页129)
《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中共有五处提到卢卡奇，只有此处是对其著作的直接引用，而且还是以脚注的形式，其他都是对卢卡奇的批评性评语，而引韦伯的地方却不下十处——更不要说韦伯的弟弟阿尔弗雷德韦伯了，更意味深长的是，曼海姆对纳粹的桂冠法学家和保守的政治哲学家卡尔施密特的提及也不下十次，而曼海姆正是因为本国的排犹运动才流浪欧洲的。但这段话可以说是卢卡奇著作的精髓:无产阶级因其历史地位和社会地位，在劳动场所经历了最彻底的异化，原本属人的东西如商品和工具现在外在于人本身，成了压迫人的东西，无产阶级成了彻底的客体，但因为他们又是生产的主体，是真正的实践者，这时他们又成了历史的主体，于是在无产阶级那里，客体与主体同一，无产阶级成了普遍性的阶级，解放的任务必然落在无产阶级。在曼海姆看来，这一分析既体现了卢卡奇的伟大之处，也是其反戈一击的目标所在。
在展开论述前，我们先提三个概念:价值中立，诸神之争以及总体性，前两个是韦伯的改变，而后一个则是卢卡奇的核心概念。
但曼海姆的论述确实从马克思的问题开始的，那就是意识和社会存在的关系。曼海姆接受马克思的看法，认为社会存在决定意识，而非相反，通俗说来，就是每一种思想都必然是某一社会群体的反映，没有所谓超然的思想，这是典型的唯物主义观点。曼海姆正是用这种观点来开启他的知识社会学，对诸意识形态进行分析。曼海姆共考察了五种意识形态，官僚保守主义，历史保守主义，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将这五种意识形态与特定的社会群体即视角联系起来，提供了很
多洞见。令，曼海姆专门有一本集中分析了保守主义意识形态。这五种意识形态，每一项都有其一定的社会基础，换言之，都有其合理的内核，因此这
五种关系都是相对的relative,我们不能站在一种立场去批判另一立场，这也是韦伯的诸神之争的困境，也是现代多元主义的困境所在。但曼海姆没有像韦伯那样分裂，也没有韦伯那样的尼采主义情愫，他基于价值中立的求知意志认为，知识社会学可以将这些相对的视角统合成关系性的relational存在，这样它们可以形成一个整体，成为超然的知识，从而排除一切意识形态偏见。
于是我们看到，与卢卡奇的一样，曼海姆也形成了自己的总体性知识。在卢卡奇那里，总体性是辩证运动的结果，从物与物之间的关系揭示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即社会关系，商品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过程绝不只是商品的再生产，而且也是社会关系的再生产，唯有如此，社会秩序才能得到维持，同时总体性绝不是一个封闭概念，卢卡奇说，总体的范畴绝不是把它的各个环节归结为无差别的统一性、同一性。只有在这些环节彼此间处于一种动态的辩证的关系，并且能被认为是一个同样动态的和辩证的整体的动态的辩证的环节这层意义上，它们在资本主义生产制度中所具有的表面的独立和自主才是一种假象。(《历史与阶级意识》，页61)而在曼海姆那里，他不仅抛弃了社会存在和生产关系，把总体知识变为知识人的精神活动，而且把绝对真理的垄断权交给了“自由漂移的知识分子”。(free-floatingintelligentsia)
下面我们就看看知识分子与新阶级的问题。可见，曼海姆从前面引进的社会存在本体论，又从后门给放了出去，这也正是他对卢卡奇的回击。在本书的末尾，曼海姆回顾了知识社会学的两个源头，一个是卢卡奇，另一个就是舍勒——知识社会学这和词儿就是社会所发明了。曼海姆认为舍勒将知识社会学结合进了哲学的世界观之中，而卢卡奇虽然能够揭示其他意识形态，但他自己依然是一种意识形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也就是说，卢卡奇还陷
于诸神之争的泥潭里。于是我们看到，曼海姆知识社会学成了对精神状态和运动的考察，在远离卢卡奇同时回归韦伯的同时，他走的更远，回到了狄尔泰的精神科学传统，这也是他对舍勒哲学世界观产生好感的原因。无怪乎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一代代表人物马尔库塞，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对曼海姆大加挞伐，认为他是来历史的倒车。霍克海默基于对传统理论和批判理论区分，认为曼海姆还没有走出传统理论的迷思，在德国哲学中，传统理论都用精神来解释和把握现实的运动。阿多诺对曼海姆的批判最为严厉，这里也最为相关。
在曼海姆看来，因为知识分子与社会的联系不是那么紧密，因此某他们超脱出来，把握整全真理，于是知识分子就成了真理的化身或者代言。曼海姆将其称为自由漂移的知识分子，在中国我们叫公共知识分子，或者普遍知识分子。在现代社会，当他们从事社会或政治行为时，人文知识分子与技术知识分子联合起来，他们的文化资本就成了社会安排中最为关键的要素，于是他们必然会垄断权力资本，从而成为新的统治阶级，一个新现代君主。古德纳1979年出版的《知识分子的未来与新阶级》所谈论的就是这个问题。这就是知识-权力体系。福柯当年之所以区分普遍知识分子与特殊分子，想必也是看到了这个问题，普遍知识分子因为对知识话语和技术话语的垄断，必然会造成权力的垄断，这是新阶级的僭政。而因为这种僭政是实行的是以知识、理性和专业技术为基础的统治，所以又是无人统治的。因为是无人统治，所以无人反抗;因为是中立的技术和理性在统治，所以无处反抗。
在曼海姆1940年出版《重建时代的人和社会》时，阿多诺就预见到了这个问题。曼海姆的精神性的总体性，这种虚假和谐所建立的总体性只能是形式的理性，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社会关系与矛盾视而不见，其结果就是实质的非理性，人的异化不是减轻，而是加强了。如此一来，知识分子不但与权力精英结成联盟，同时因为他们对知识话语的掌控，他们最后可以将权力攫取过来，成为新的统治阶级，
这就是彻底的专家治国，甚至政党政治也要被掏空，更不要说大众政治了，总之，没有了政治行动的可能，没有了反抗的空间。
最后我们要重新审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的关系。我们从曼海姆的书中能够得到什么呢,据说苏东解体后，我们就进入了告别乌托邦和意识形态终结的时代。果真如此吗,起码曼海姆让我们明白，意识形态不可能终结，因为意识形态必然一定的社会群体相联系，只要有社会分层，就会有意识形态的诸神之争。于是意识形态终结论就成了一种意识形态——去意识形态的意识形态，在当下语境，这就是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当中国加入WTO的时候，虽然大多数国人并不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样的机构，中国会面对怎样的风险和挑战——起码我不知道，这种可能导致负面情绪的疑问在当时是不合时宜的。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举国同庆，只是因为我们由此成了世界市场的一员，加入了自由市场的世界历史和普遍历史之中，终于。但如果我们真正采取总体性视角去分析背后的不平衡的权力和不平等的经济关系时，我们或许会更谨慎一些。但这就是意识形态——我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但我们依然在做，就像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所说的，在苏联，尽管人们未必读了多少弗里德曼的著作，但却将他视为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仅仅就因为他是一种思想的象征，而这种思想正是他们追求的另一种可供选择的信仰体系。在中国，不也是如此吗。不管怎样，我们现在终于找到了市场这个普遍真理。换句话说，我们总是从一种意识形态走向另一种意识形态。不过我们仿佛又回到了曼海姆想要克服的相对主义和视角主义困境中。但这种困境却是因曼海姆而起，因为他把意识形态完全视为观念性的存在，而且他考察的也只是政治意识形态。意识形态不只是观念的，也是物质的，而且除了政治意识形态之外，还有文化，法律等多种意识形态。更为重要的是，意识形态不仅反映现实——虽然是扭曲的反映，同时它也生产和再生产现实。意识形态是一种机器，而意识形态机器必然是国家意识形态机器，是国家为了维持自身的秩序而编织出来的叙事织体。但这种编织是非意向性的，或者说这是无主体
的行为。就像无意识一样，意识形态是一系列现实要素经过置换和凝聚displacementand
condensation所形成的一定统一体。这种意识形态是主导意识形态。不论社会中存在多少种意识形态，主导意识形态只有一种，而且这不是某些政客和知识分子编造生产出来的，它是结构性的产物，或者用阿尔都塞的话说，它是社会无意识，百姓日用而不知的东西。新自由主义就是当下的社会无意识。
但阿尔都塞也存在一个误区，那就是他将社会彻底国家化，任何社会机构，如教会，学校，工厂等，都成了国家意识形态机器，如此一来，其他对抗性的意识形态便无处栖身。虽然教会和监狱都是国家意识形态机器，但教会也可能提供解放性的意识形态去对抗国家意识形态——如拉美的解放神学运动，即便是最保守的天主教也可以成为解放性的意识形态，而这种解放性的意识形态就是乌托邦。同样学校甚至工厂都可以提供对抗性的意识形态，作为社会实体，学校和工厂都有其一定的自主性，由此可以产生其自身的乌托邦。但曼海姆却没有这么乐观。他在书中就乌托邦表达了他的某种尼采-韦伯式的悲观情绪:“乌托邦的消失带来事物的静态，在静态中，人本身变成了不过是物……达到了理性支配存在的最高程度的人已经没有任何理想，变成了不过是有冲动的生物而已。”(页268)这不就是尼采对末人的描写吗,在这个所谓的后现代时代中，这样的末人以及为这样的末人而欢呼的知识人不是比比皆是吗,
但意识形态存在的地方，乌托邦就幽灵不散。乌托邦正是历史中有待实现的自然潜能和人类潜能，是自然史和人类历史的真正开端。这种实现，不是像实现自由市场那样的实现，在我们看来，这只是时间早晚问题。这种时间正是本雅明所说的空洞的同质时间，从这个意义上，代表自由市场的西方不再是一个空间概念，它成了一个时间概念，我们所要做的，咬定青山，迎头赶上，这和“赶英超美”的逻辑并无不同。在曼海姆看来，乌托邦与现存秩序之间是“辨证的”关系:每个时代都
允许不同社会地位的社会集团提出一些观点和价值，它们以概念的形式包含了每一时代需要的未被实现和未被满足的倾向。这些因素然后变成打破现存秩序局
限的爆破材料。(页203)换言之，乌托邦绝不是观念性的，也不是时间性的，它正是要打破这种空洞的同质时间，开启新的可能性，它必须突入现实，去实现现实中一直被遮蔽和压制的潜能。当这种潜能实现时，意识形态也就不攻自破了。这正是马克思在论费尔巴哈时所说的:意识的一切形式和产物不是可以用精神的批判来消灭的，也不是可以通过把它们消融在“自我意识”中或化为“幽灵”、“怪影”、“怪想”等等来消灭的，而只有实际地推翻这一切唯心主义谬论所由产生的现实的社会关系，才能把他们消灭;历史的动力以及宗教、哲学和任何其他理论的动力是革命，而不是批判。(《马恩选集第二卷》页43)
篇十一：意识形态偏见仍存的例子
意识形态政治无意识【内容提要】与一般的社会意识形式不同，意识形态概念在形成的过
程中，就表现出了内在矛盾，即任何意识形态中，都包含有由于意识形态创造
者的主观因素所决定的“虚假观念”，所以，在人们的运用中，把意识形态作
为贬义概念与作为中性概念，始终同时存在着。意识形态中的这个矛盾，反映
了其内部的有意识因素与无意识因素的并存，是意识形态与一般社会意识形式
的本质区别。意识形态中的无意识因素，具有强烈的政治性质，所以，意识形
态中的无意识，实质上是一种政治无意识，这就使意识形态具有了特殊的作
用。【关键词】意识形态/虚假观念/无意识/政治意识【正文】在当代
世界的各种政治学或社会学文献中，意识形态这个范畴被人们越来越广泛地运
用着。但是，人们对这个范畴的理解却是各种各样的，甚至有很多歧义。因
此，在当代社会中，人们在意识形态问题上思想是相当混乱的。这一方面反映
了意识形态范畴内涵的极端复杂性，同时，也反映了人们对意识形态的本质仍
然存在着一些非科学的认识。本文试图从一个新的角度对现代社会中意识形态
现象的本质进行一些探讨。
一“意识形态”范畴形成过程中的
矛盾在学术界有这样一种看法，即认为意识形态这个范畴，在哲学上的根
源最早见于英国哲学家培根的“偶像说”或者“假像说”，指错误的观念或成
见。从它的含义来看，“偶像”“假像”与目前关于意识形态的一种理解是有
相同之处的。当然，这还不能说是明确提出了意识形态这个范畴。据目前
几种权威性辞典中的记载，“意识形态”(“观念学”、“思想体系”)是法国
大革命时代的哲学家德斯图•德•特拉西最早提出和使用的。他在《意识形态原
理》(一译为《观念学原理》)一书中认为，“意识形态”这个名词表示的是一
种“思想的科学”或“观念科学”。特拉西进而指出，“意识形态”是通过一
种关于实际的理智过程的理论批判而形成的，它与那些解释性的理论、体系或
哲学是有区别的，是一种负有使命的科学；“意识形态”的目标是为拯救人类
和为人类服务，使人类摆脱偏见，而为理性的统治做好准备。按照这种意识形
态学说，特拉西和他的信徒曾设计了一种国民教育制度，以期把法国改造成为
一个理性的科学的社会。特拉西的这种意识形态学说，曾一度得到拿破仑的支
持，而且成为国家的法定学说。但是，后来拿破仑又把德国的军事失利归咎于
这些“意识形态学家”的学说的影响。这样，在以后沿用的“意识形态”这一
范畴，就产生了对其内涵包括有肯定和否定两种不同理解并存的现象。我们已
经看到，对意识形态范畴的这种矛盾的理解，一直延续到今天。在近代的
哲学和政治学说史中，对意识形态范畴的进一步研究，马克思和恩格斯做出了
特殊的贡献。我们看到，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早期著作中，主要是以封建主义
的和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作为批判地研究对象的。如在《德意志意识形态》
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是把“意识形态”作为一个贬义词来用的。因为，他们所
说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是指在当时德国思想界有影响的、是为资产阶级政
治统治做辩护、并且受到当时的统治阶级支持的那些意识形态流派。所以，马
克思和恩格斯针对着这些流派的本质指出，意识形态是由统治阶级中的一部分
人编造出来的幻想，是一种虚假观念。究竟如何去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
这个“虚假观念”的实质呢?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再看看他们在不同时期的
著作中，对意识形态这个范畴是怎样论述的。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
的序言中，他们一开始就写道：“人们迄今总是为自己造出关于自己本身、关
于自己是何物或应当成为何物的种种虚假观念。他们按照自己关于神、关于模
范人等等观念来建立自己的关系。他们头脑的产物就统治他们。他们这些创造
者就屈从于自己的创造物。我们要把他们从幻想、观念、教条和想像的存在物
中解放出来。”这里所说的“种种虚假观念”、“幻想、观念、教条和想
像”，就是指他们所要批判的德意志的“意识形态”。很显然，这里的意识形
态范畴是个贬义词，而这些贬义词是有特定所指的，不是对一般意识形态而言
的。我们知道，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任何一种社会意识都是社会存在
的反映，只是反映的性质和形式不同罢了。意识形态作为一般社会意识的一种
特殊形式，当然也是如此。所以，马克思和恩格斯把他们所批判的意识形态说
成是“虚假观念”，不能等同于故意用来骗人而编造出来的那些错误观念，而
是指这种观念内容的虚假性。而且，这样的“虚假观念”，它的形成往往也是
不以它的创造者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关于意识形态的这种特殊性质，恩格斯
在他晚年著名的历史唯物主义书信中写道：“意识形态是由所谓的思想家有意
识地、但是以虚假的意识完成的过程。推动他的真正动力是他所不知道的，否
则这就不是意识形态的过程了。因此，他想像出虚假的或表面的动力。因为这
是思维过程，所以它的内容和形式都是从纯粹的思维中——不是从他自己的思
维中，就是从他的先辈的思维中得出的。”恩格斯还以历史事实来说明他的这
个观点，即正由于意识形态这种独立历史的外表，使资产阶级的宪法、一般法
权体系等等，首先蒙蔽了大多数人。
应该明确指出的是，恩格斯在这
里所说的意识形态的特点，是指一般意识形态，而不是特指某种具体的意识形
态，他是把意识形态作为社会意识的一种特殊形式来研究的，而不是作为一个
贬义词来使用的。那么，恩格斯在这里所说的意识形态形成过程中的这种虚假
性质，应该如何理解呢?首先应当肯定的是，意识形态作为社会意识的一种特殊
形式，不管它的内容或形式是怎样的，但毕竟是对客观现实的一种反映，就这
一点而言，任何一种意识形态，都有真实的客观根据，与一般所说的谎言或者
骗人的鬼话是有本质区别的；但是，在一般的意识形态中，的确是有不同程度
主观性的、幻想性的因素在其中的。看来，这是一个不能回避的现实矛盾。问
题的关键是我们怎样认识意识形态中这个矛盾的实质。如果我们再仔细研
究一下意识形态范畴形成过程中的矛盾，特别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意识形态内
在矛盾的深刻分析，就可以进一步认识到，一方面，作为社会意识形式的意识
形态，它是人们对社会现实的自觉反映形式，因为，如果否定了人们反映形式
的自觉性，也就否定了社会意识本身了；另一方面，在这种反映过程中，意识
篇十二：意识形态偏见仍存的例子
意识形态工作存在的问题多篇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意识形态建设方面取得了重大的发展与进步，但就目前的形势来看，我国的意识形态领域仍然面临一系列的问题。深入了解我市意识形态领域出现的新观点和变化特点，针对突出问题提出可行性对策具有重要意义。一、我市意识形态领域工作取得的成效
近年来，莱州市始终以凝聚主流意识形态为重点，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创新舆论宣传模式，积极推广“宣讲时间”手机APP、“烟台宣讲”微信公众号，壮大主流舆论，推进理论普及大众化。拓展网络宣传新空间，各部门建立自己的新媒体平台，并联合属地主流新媒体平台和网络大咖积极发出正面声音，“莱州声音”更加响亮、“莱州故事”更加动人、“莱州形象”更加靓丽。二、当前我市意识形态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
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指导地位面临种种干扰和挑战调查发现，一方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教育和宣传有所弱化。突出表现在：有的领导干部意识形态宣传内容上，唯书、唯上，机械地照抄照搬，在宣传方式上，脱离实际、脱离群众;有的只重视经济建设，轻视和淡化意识形态工作;在党校培训上，虽然不缺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方面的专业教师，但是理论的说服力和感染力还不如人意。培训的主管部门在主体班次的课程设置上，往往注重业务培训和新理论、新政策的培训，很少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课程。另一方面，网络信息化分散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话语权。在网络信息传媒时代，互联网为大众提供了获取信息和发布观点的技术手段和便捷机会。信息一出现就会被社会成员大量获取，无论信息真实与否，他们多数更加倾向于基于自身的理解、判断和分析对信息做出解读，相比较而言，党委政府在网络上的话语权权威还略显不够。
2.多元化的价值观念动摇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价值观对人们的思想取向和行为选择发挥着重要作用，调查发现，目前社会价值观虽然错综复杂，但是总体上是积极的、进步的，但在一些社会群体中也不同程度的出现不容忽视的现象。一方面，社会持续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物质产品不断丰富，一些利己主义、拜金主义、奢靡之风、享乐主义等不良风气开始蔓延。有的调查者表示受媒体报道的事件影响，遇到孩子出事不敢救、老人摔倒不敢扶。另一方面，崇尚节俭的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也受到了冲击，高消费、拥有巨额金钱等成为一些群体人生的追求。还有部分被调查者对“文化糟粕的泛滥”反映强烈，认为有些文化产品完全被商品化，一些低俗文化泛滥，博眼球等娱乐节目占据了黄金时间。3.西方文化对意识形态领域的渗透全球化正加速世界各国和各民族间的交流，一些西方国家通过多种方式进行意识形态渗透，在经济之外一些附加西方价值观念的东西也引了进来。对青年一代的影响颇深，一些年轻人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生活方式等悄然发生变化，严重冲击了本民族的文化传统、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影响了民众的民族认同感。例如，欧美大片充斥着各大影院，并且受到了强烈的追捧，在给人们带来视听享受的同时，也潜移默化中将西方的意识形态、价值理念渗透给年青年一代。同时，我市还存在一些源自西方的宗教，这也为西方势力的宗教渗透提供了可能。三、对策建议1.巩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强化主流意识形态对社会的引领和整合作用。对于出现的各种社会思潮，我们要对通过文化发展的各种途径来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掌控社会意识的基本走向，在思想相对统一的基础上实现政治与社会的稳定。在舆论宣传领域，要勇于弘扬主旋律，向积极健康的方向引导社会文化的发展，强化主流文化宣传对社会舆论的引导作用。宣传还要注重“入耳、入脑、入心”，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将服务群众
与引导群众相结合，把满足需求与提高素养相结合，多宣传报道我市人民群众中的先进典型和动人事迹。在对外宣传上，传播好莱州声音，讲好莱州故事。积极为群众解疑释惑、澄清误区，积极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面宣传和舆论引导。在宣传方式上，要坚持“三贴近”原则，即贴近生活、贴近实际、贴近群众。采取将意识形态融入电影、电视剧、文学作品、歌曲等与人们生活很近的文化产品之中的方式，在潜移默化中向人民群众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传播渠道上，分析不同社会阶层获取信息的渠道，有针对性地建立适应不同社会层次的传播渠道体系，不但要进行学校教育、而且在电视、电影、网络等新媒体领域中也要多管齐下，对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阵地不留一丝盲点。
2.加强党员领导干部意识形态能力建设领导干部、广大党员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过程中，具有重要的领导带头作用。在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和发展领域，领导干部、广大党员同样要起到模范带头作用。加强领导干部、广大党员的意识形态能力尤为重要。一是要加强思想辨别力，坚定正确理想信念。切实解决部分党员领导干部思想意识的懈怠和不坚定问题，加大对领导干部进行思想道德教育的力度，坚定正确理想信念，纠正错误倾向，将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对比，明确西方意识形态对我国国家、社会、人民的危害性，倘若任凭西方进行“西化、分化”，将对我国的改革开放及社会主义的建设发展造成不可预料的后果。二是增强理论创新力，引导正确社会思潮。面临各种各樣的社会思潮，领导干部、广大党员需要增强理论创新力。既要加强理论学习，又要在以史为鉴的基础上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同时具有敏锐的洞察力、辨别力，好的社会思潮要加以推广宣传，坏的社会思潮要果断反对禁止。三是提高共识凝聚力，反对意识形态渗透。领导干部、广大党员要明确自己所处的位置与所担负的责任，在西方国家对我国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的过程中，提高凝聚力，共同抵御西方意识形态渗透。四是恰当运用话语支配力，敢于
批评错误言行。广大党员、领导干部要在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础上，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恰当运用话语支配力，在错误的言论面前敢于发声，敢于批评;在正确的言论面前敢于保护，敢于支持。
篇十三：意识形态偏见仍存的例子
意识形态分析上一篇/下一篇2008-06-0400:38:00查看(788)/评论(1)/评分(0/0)
意识形态分析一、概念史所谓意识形态，简言之，一整套思想或者信仰。词源：法语，ideologie，字面意是“观念学”。法国学者特拉西首先使用，含义是：作为一种学术的经验性和知识性的内涵。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倒现着的”意识与现实的关系。其一，给予了贬义、批判性的解释；其二，把概念的外延从学术扩展到社会精神生活的普遍内容方面。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各种文化批判理论中，意识形态概念的含义基本上都与《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解释有关，即理解为一定社会统治阶级为保证自身存在的合理性而制造并合理化了的价值观念体系。注意，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对文化现实的具体分析中，该概念进一步扩大：它已不限于指称道德、宗教、哲学等自觉的观念体系，而是被理解为渗透在文化结构更深层的、与一定阶级利益相关的价值态度、情感倾向。可以说，它成了通过观念体系、生活方式乃至普遍的情感和趣味倾向显现出来的一种凝聚在特定文化中的深层精神素质。或者说，这个概念表达了对文化特征的认知和概括。简言之，就是关注文化中的精神性。所以，意识形态研究不仅是社会政治结构和观念的研究，同样也是对文化中所体现或隐含的某种普遍的文化精神的研究。这种广义的意识形态角度，把文化精神理解为建立在一定社会生活方式基础上的统一的精神素质。广义上的意识形态不仅仅是原始意义上的“观念学”那样抽象的东西，它实际上是把占统治地位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固化、渗透到社会的一般精神生活中，变成了一种集体无意识，变成了一般人观察、认知和评价世界的视角，也就是人们无意识中所把握到的世界图景。对任何一种文化形态与意识形态关系的研究，就是通过这种这种文化形态的全部活动去探究其所构造的世界图景的体验、解析和研究。绝大部分学者认为意识形态是文化研究（特别是流行文化）的核心概念：G·特纳：这个词是“文化研究中最重要的术语”。J·卡瑞：“文化研究或许更应当、也更确切地被叫做意识形态研究”。P·布迪厄：文化具有“有意或无意地倾向于将社会差别合法化的社会功能”,文化差别经常被用来支持阶级差别。如，口味(taste)就是一个深刻的意识形态话语：其功能是“阶级”的标记,意指社会经济地位和特定的生活质量或“格调”层次。法兰克福学派、阿尔都塞和葛兰西等人也都是从意识形态这个角度来定义流行文化的。文本分析的目的是发现隐含的意识形态或者信仰体系。同样，不管分析者是否旗帜鲜明地表述自己的思想观念体系，起分析方法也都受到其自身的意识形态的影响，没有意识形态就不可能从事任何研究。二、传播中的意识形态研究
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文化工业”：美国的媒介传播了一种维持现状的意识形态。“通过对社会性问题提供就事论事的解决方案，美国的文化产业压制了任何可能出现的根本性的变化。阿多诺的占星术专栏分析：传达了一种特定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乔姆斯基的第三世界媒体新闻分析：报道里隐含着一种亲美的意识形态。多弗曼的唐老鸦动画分析：传达了个人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1964年成立）：强调文化与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提供汲取多方面的思想和理论资源，确立了所谓的英国文化研究的传统，传播媒体是构成其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方面。在理论上认同文化和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有意识地反对一切经济决定论，与20世纪形形色色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论不约而同。在研究实践中，则通过对文化现象的记录和阐释达到一种社会批判。譬如，对工人阶级青少年中产生的、反社会的亚文化的关注，隐含了对英国社会阶级压迫的批判。更如，女性主义理论直接影响和指导了中心的具体研究问题，包括大众传媒对女性形象的塑造和歪曲，以此达到对男权社会里无所不在的性别歧视的批判。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在鼎盛过后，蜕变成伯明翰大学的文化研究系。文化研究也开始被成批生产和仿制，并逐渐成为英语世界高等学院中又一门专业“学科”，其实际社会批判功能也面临被消解的危险。80年代中后期，随着其理论骨干的离任而逐步衰落。霍尔(StuartHall)：理论和方法资源上集大成的原则文化研究的理论和思想根源：英国本土“鼻祖”郝哥特（RichardHogard）、威廉斯（RaymondWilliams）和汤姆逊（E.P.Thompson）。欧陆的阿尔杜塞（LouisAlthusser）、格拉姆西（AntonioGramsci）、列威－斯特劳斯（Levi-Strauss）、福科（Foucault）和拉康（Lacan）。在电子传媒时代，一个社会中统治阶层的意识形态，怎样成了包括被统治阶层在内的全社会的意识形态？这实际上是一个争夺和取得文化领导权的问题，也就是霍尔所说的“语言阶级斗争”。在这样一个“和平”而非强制的过程中，传播媒体扮演极其重要的角色。文化研究的任务之一就是要解构这一过程，探讨媒体有意无意中采取的意识形态立场。霍尔：“编码”“解码”意义创造过程中两个不同的阶段：“编码”（encoding）和“解码”（decoding）。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正是通过这两个实际操作上极其复杂的阶段而实现的。在传媒研究领域，意识形态分析代替了过去的效果研究，理论和研究实践长期分离的状态也得以改变。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作了大量的文本分析和经验研究，对包括大众传媒在内的当代西方社会的文化现象进行多方位的描述、阐释和批判，内容涉及亚文化、青年文化、女性研究等方面。
三、意识形态研究方法并没有一种名为“意识形态分析”的方法，任何方法都可以用来分析意识形态。如，马克思主义与女性主义是两种特定的研究方法，但只有选用适合研究任务的相关研究方法才能最深入地体现这两种主义的意识形态。
“在我看来，要进行意识形态分析，可以采取几乎任何一种方法。……内容分析、叙事分析、符号学或者下一章中谈到的方法。”（斯托克斯）任何意识形态上的分析都应该力求揭示文本产生某些主体立场的方式。
四、意识形态运作与媒介产品商品是意识形态的物质形式决定着大量生产及大量消费的经济体制，在其商品当中，在意识形态层面，再生产着自身。该体制生产着商品，而每一件商品都对该体制的意识形态进行再生产：商品就是意识形态的物质形式。…………经济学在它自己的领域内运作，而意识形态则在文化领域内运作，以便将资本主义的体制自然化，就仿佛资本主义的体制是唯一的可能。所有的媒介产品都是意识形态的产物。有的产品呈现的意识形态是明显的，如宗教宣传小册子和政治宣传；多数情况下，意识形态是隐而不露的。如，格拉斯哥媒介小组的新闻调查。这个调查一方面揭露了不偏不倚背后的政治偏见，另一个意义就是叫人们注意到一个事实，即所有的媒介产品都在某种程度上与意识形态有关。发现一条信息里隐含的意识形态或者信仰体系，是大多数类型的文本分析的根本目的所在：通常，文本分析的目的，为了找出初次阅读可能看不出来的隐含意义与价值。故此，正如所有的生产方式，大多数分析方法都与意识形态有关。意识形态是如何运作的？（借助何种力量推销其信仰体系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强制性力量。它通过控制学校、大众传媒等宣传机构和实行“洗脑式”教育，将信仰关注到每个人的思想中去。（暴力政治的附属物）弱点：无法解释在现代民主社会里，人们为什么会“自由地同意”，甚至会主动配合意识形态的牵引。新一代意识形态论者致力于解释这一“自由地同意”。致力于在意识形态中发现某种“魅力”。路易斯·阿尔库塞（法），《意识形态与国家意识形态机器》，1970。对他来说，意识形态不只是我们头脑中的一套信念，也不是记录在经典典籍中的教义，也不只是政府大喇叭里每天呼喊的东西，它还是操控我们每天实践活动的中枢。事实上，意识形态设计了我们的饮、食、冠、婚、丧、祭等例行活动的“仪式”（即所谓的“礼仪”），安排了我们每人在这些仪式中的角色和行为，使我们在一举手一投足中充分体现出“君臣父子兄弟男女”之义。（“实践说”）意识形态建构了一个特别的“我”。（1）有着我的全部思想、全部欲求、全部身体，“我”无法与他人分享。（2）这也是一个虚构的“我”。这个“我”将某种强加的角色和行为视为“我”与生俱来的角色和行为（“主体化”过程）阿尔库塞的意识形态，成了一个超稳定、包罗万象的引力场，将所有的东西都吸纳进去。但，它不能解释社会的变动和民众的抗争。葛兰西的意识形态争霸观（霸权）：意识形态的引力场并不稳定，有来自内部的抗争（主体的抗争），也有来自外部的抗争（来自其他主流或非主流意识形态的抗争）。主流意识形态要与非主流的意识形态争夺大众，在数种引力的交叉作用下，个体行为的轨道会有偏差和调整，社会只是引力与斥力、引力场与引力场之间达成的暂时的“不稳定的平衡”。（“抗争说”，给予了个体更多的自主权，不仅可以“自由地同意”，还可以“自由地抗拒”某一意识形态的牵引）当前，流行的意识形态定义有三:
一是，某种特定阶级或族群的信仰体系（或虚假的信仰体系）；一是，“意义产制的一般过程”；一是，（阿尔库塞）“人与其生存条件的想象性关系的再现。”香港学者肖晓穗：“意识形态是权力关系的再现系统”权力关系：意识形态总是与权力关系有关，任何意识形态最终目的是推崇或维护某种至高无上的权力。再现：再现权力关系有两种方式：暴力方式和非暴力方式。这里所说的“再现”是指后者。多出现在例行的社会文化活动中。（大至国事庆典，小至学生的举手发言，都是权力关系的“义演”；它反复出现，给了我们一种假象：以为这种关系是与生俱来的，自然的。）对于传播学者来说，尤其重要的不是这一层次上的“再现”，而是更高层次上的“再现”。当大众传媒将我们例行的、礼俗的社会文化实践用文字报道出来，或搬上银屏，便出现了第二层次的“再现”，即再现的再现。系统：意识形态不是“再现”本身，而是再现的系统。使用“系统”一词，是为了强调“再现”是一个有机的、生生不已的生命过程。它是一个“活”的再现系统，它有自我再生的能力，可以源源不断地生产和再生产出某种形式的权力关系（生生不已的奥秘）。意识形态还是一个“合理”的系统，即是说，它不靠暴力、不靠高压，而靠自身运作的“合理性”。（以一种“合理”的方式才能吸引人们自愿地参与再现它特定的权力关系）意识形态自我合理化的机制：常识化机制、主体化机制、神话化机制。（它通过建构生活的“常识”、建构主体的欲求、建构美丽动人的神话，将人们和平地吸引到特定的轨道中去，使他们自觉自愿地参与意识形态的运作）常识化机制：指某社会阶层（一般是统治阶级）将其特有的再现系统通俗化为大众生活“常识”的过程。葛兰西：在民主社会里，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要取得霸权地位，必须经历一个漫长和复杂的通俗化过程，使上层社会的价值体系和生活方式逐渐渗入到从属阶级中去，成为被民众广泛接受的“常识”。大众传播是建构和再现资本主义通俗或流行文化的中坚。（新闻特写中名人的日常生活化；影视作品中通俗版的“才子佳人”故事等）主体化机制：按照某个再现系统的要求建构主体的过程。（民众自愿地参与某种权力关系的再现，不仅因为它是“常识”，更因为他们认同于这一权力关系关系中的某种角色）主体建构工作是在一片亲切的“召唤”中进行的。首先，主体意识或“我”的意识是被人召唤出来的或喊叫出来的。其次，特定的再现系统向我们发出它深沉的“召唤”，但它并非是要将我们还原成张三或李四，而是将我们再造成一个特定的“我”，一个可以被某个权力关系再现系统接纳的“我”。大众传媒无疑是意识形态召唤的重要渠道。（传媒的召唤无论多么亲切、自然、感人，最终是要把我们请入到某种权力关系中，要将我们召唤成某种类型的主体）每一个主体同时扮演着被召唤者和召唤者的角色，于是，意识形态召唤有了一种骨牌效应。所以，所谓主体，其实只是承载着欲求和意愿的载体。所谓“我”，其实是欲求和意愿的独特组合。所谓“主体化”，其实只是建构一个独特的欲求和意愿组合的
过程。一个新“我”的诞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主体化过程，好比一场接力赛。神话化机制：指特定阶级将其再现系统或符号系统或象征系统转变成美丽动人的言谈的过程。任何社会文化事件都可以看做权力关系再现过程中的事件。神话的创作者借助于类比（比如花与女性的某些共通性）来建构事物的象征意义。也借助故事（如牡丹仙子一类的神话）来强化类比的作用。（当初，是什么触发了先人神话创作的灵机，驱使他们到鲜花中，而不是别的事物，找寻女性的倩影？又是什么原因使社会最终接受了女性是花的不休神话？可能与一种动机有关，一种将女性规限为男性的观赏物的动机。只有在男权主义当道的时代，这种神话才得以确立了不朽的地位。）神话不仅虚构了事物与概念的神话关系，更虚构了它们的“自然关系”。其最终目的不是化平淡为神奇，而是相反，化神奇为平淡。神话通过虚构“自然”的神话关系来再现不平等的权力关系。传媒是神话机制运作的重要渠道。（参阅：肖晓穗，意识形态：权力关系的再现系统，《文化研究》第3辑，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1月）可见，传播活动与意识形态结合之紧密是一个根本无法否认的现象。以事实作为理由从而抹杀价值的做法并不可取，当然也不能为了某种导向就全然不顾事实甚至篡改事实。传播活动很多时候是处于一种两难选择的境地。
五、我国意识形态研究问题：在分析媒介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关系的时候，应该注意到，中国媒介文化是一个比西方国家更加充满矛盾、变异、冲突、暧昧的文化空间：从社会阶级阶层的划分来说，中国没有形成西方社会大规模的中产阶层，而是由事业阶层、私营企业阶层、集体企业阶层、国营企业阶层、个体劳工阶层等等组成了在政治、经济、文化、生活地位上都有着巨大差异的社会状态，因此，中国的“大众”远远比西方文化研究中的“大众”所包含的意义要复杂，人民、大众、受众在中国的媒介文化研究中必须重新审慎地定义和使用；从国家的民族、地域、经济发展的分布来看，中国处在一种相当不平衡的发展状态，北方与南方、内地与沿海、都市与乡村、男性与女性、汉族与少数民族都存在非常不同的文化诉求和文化意识，大众传媒对于他们也具有完全不同的文化意义。应该说，所有这一切，都使“大众”“大众文化”“大众媒介”“主流意识形态”“霸权文化”“文化工业”“文化消费”“文化认同”“媒介专制”“媒介民主”“媒介多元化”等媒介文化研究的关键词面对着被创造性阐释和改造的必要性。否则，当我们抽象地借用法兰克福学派对资本主义文化工业批判的理论来反观中国的大众传媒的时候就会完全否定大众传媒在中国所具有的民主意义；当我们照搬西方的种族、性别、族裔、社群认同理论来分析中国传媒的文化意义时也会抹杀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发展阶段的特殊性；当我们用自由主义的理论来肯定消费媒介文化的发展时又很难看到中国消费文化对于中国目前改革现实的消极性社会作用……。显然，中国的媒介文化研究必须有一种明确的本土视野，文化研究的方法和概念都需要重新确立其在本土的合法性和合理性。（陶东风）热点：电视剧文本的个案分析：
王志敏，专著《理论与批评：影像传播中的身份与叙事》禹建湘，《徘徊在边缘的女性主义叙事》戴清，《“红色经典”改编：从“英雄崇拜”到“消费怀旧”》戴清，《叙事差异、女性话题及其他--对<大宅门>的文化阐释》
篇十四：意识形态偏见仍存的例子
意识形态存在问题原因分析及整改措施3篇意识形态存在问题缘由分析及整改措施1篇一、结合自己的实际工作，存在以下问题1、欠缺对学习相识的高度。由于平常较多的工作加以
延误，产生了学不学不是很重要，做到工作才重要的以干代学的思想，没有把学习摆到重要的位置，缺乏持之以恒的学习精神。
2、欠缺学习学问的广度和深度。平常的学习中，只注意看些时世新闻之类书籍，对政治理论方面的学问涉猎较少；只注意基本的材料整理方面的学问，对有肯定深度的业务学问涉猎较少。学习的学问缺乏理论上的深度和广度，对思想和灵魂的触动不够，学习停留在表面上。
3、做为一名基层领导，对于自己分管的工作，没有开创进取的精神，总是用老眼光分析问题，没有开拓创新意识，安于现状，不思变革，只注意局部利益而忽视全局利益。
4、创新意识不够强。看待详细工作习惯运用书本，不擅长与实际工作相结合，有教条主义、本本主义倾向，做事缩手缩脚，敢试敢闯、求新求变的意识不够强。
5、工作方法不够活。自己认准的事理，就抓住不放，甚至自以为是，不擅长吸取他人看法，个人见机行事的实力比较差，在处理问题上特殊是紧急突发事务的问题上优柔寡
断不够不够敏捷，方法不够多。6、作风上缺乏指责与自我指责的志气，在工作中听不
进不同的指责和看法，自认为自己什么都对，对什么都懂，其实都是一知半解，没有竭力维护好群众的正值利益。自我要求不够严，严以待人，宽以待己。
二、今后的整改的措施结合自己的工作岗位，明确个人奋斗目标，针对个人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实行相应的整改措施，努力进一步提高觉悟，增加党性，解放思想，争创实绩。1.强化政治理论学习。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学习主线，通过学习使自己在人生观价值观以及世界观上有较大的变更，使之更能适应当前工作的须要。在身体力行上不断有新进步，在推动工作上不断有新进展。政治理论学习要突出重点、有的放矢、形式多样、注意实效。定期与同事学习探讨放开思想，联系工作，结合存在的问题，主动开展肃穆的、真诚的、实事求是的指责与自我指责，使自己能够适应科学发展观的要求。2、是全面学习业务学问。扎实地学习分管部门专业理论学问，并向有阅历的前辈们学习，翻阅杂志，学习关于农业方面的先进阅历。同时，多下基层深化段斗实际调查，透过现象看本质，把握工作中的内在规律，自觉按规律办事，把农业工作搞好。同时，仔细学习多方面业务学问，主动协
作其他同志，搞好业务工作，努力学习各类相关的业务学问，学用结合，不断增加为人民服务的本事。
3、是学习和自觉遵守单位制定的规章制度。常常地学习单位的各项规章制度和党纪、政纪、法规学问，不断增加纪律观念和责随意识，自觉做到警钟长鸣，严格做到遵章守纪。同时，团结同志，和大家搞好关系，增加本单位的凝合力和战斗力，
4、是定期开展自我指责，深化进行自纠自查，阶段性地对自己的学习、工作和思想进行总结，主要是查找问题和不足，理清整改思路，边查边纠，自责不自宽，严格要求自己，做到防微杜渐。
5、是结合当前的工作，抓好自己主管的农业工作，开拓思路，大胆进取，深化农户，田间地头，驾驭第一手资料，同时，仔细做好防汛工作，努力把分管的各项工作搞好。
我将以这次作风整顿为契机，严格根据党组织的要求，仔细做好自纠自查工作，找出自己在工作中的缺点和不足，自觉学习专业学问，严格整改，格守本分，洁身自爱，严于自律，管住自己的嘴，管好自己的腿，不该吃的不吃，不该去的地方不去，明哲保身，干好自己该干的事。从工作的实际须要动身，提高依法办事水平，努力使自己的工作实力和各项水平有一个大的提高，为能尽快的适应各项其他工作而不断提高进步。意识形态存在问题缘由分析及整改措施
2篇一、加强组织领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根据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的要求，从更深的
战略意义、更高的目标追求，相识加强意识形态工作的重大意义，以高度的政治自觉、有力的政策措施落实意识形态工作的各项任务，牢牢驾驭意识形态的领导权主动权，把意识形态工作同经济工作同支配同部署，纳入年终绩效考核的主要内容，设立微信工作群，不断增加干部职工特殊是领导干部的责随意识。全面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要求，把意识形态工作纳入党建工作责任制，纳入领导班子、领导干部目标管理的重要内容，纳入领导班子成员民主生活会和述职报告的重要内容，建立健全意识形态工作研判机制，坚持意识形态工作原则，坚持四同机制，全力打好意识形态工作主动战。
二、强化理论学习，确保理论武装到位坚持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突出学习重点，打造学习型党组织。一是组织开展桂阳发展缺什么，我们须要干什么大探讨。党委书记亲自组织开展桂阳发展缺什么，我们须要干什么大探讨活动并带头撰写调研探讨文章，所写的调研文章《育主体兴产业惠民生领先实现全面小康》荣获县三等奖;设置
了桂阳发展缺什么，我们须要干什么大探讨活动宣扬栏，干部职工主动撰写调研探讨文章，并上墙予以公示。
二是狠抓中心组学习规范化、制度化建设。细心制定了中心组理论学习安排，并刚好下发了《敖泉镇中心组学习安排》。加强了中心组学习制度建设，进一步规范和完善了每周例会制度、中心组学习考勤签到制、中心发言制、学习通报制、一把手负责制、集中学习反馈制、考学、评学、督学、述学制度。建立健全了中心组秘书档案，抓好学习的考核评分。建立中心组学习经费保障制度，确保中心组学习调研、学习、购书有经费。今年围绕意识形态、计生法规、一条例一准则等内容共组织中心组学习3次，干部职工上交各类心得体会30余篇。
三是坚持领导干部微党课制度。结合两学一做学习教化，分村分支部举办各类座谈会、宣讲会，开展专题探讨和学讲话用讲话心得沟通活动，党政领导坚持每周上一堂微党课，用科学理论武装人，提高党员干部的思想素养，使广阔群众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与时俱进，努力创业，勤劳致富。
三、抓好舆论引导，传播凝合正能量在舆论引导与对外宣扬中，始终坚持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扬为主，敬重舆论宣扬规律，讲究舆论宣扬艺术，提高舆论引导效果，为全镇的改革发展稳定大局供应强有力的舆论支持。
一是把握导向，规范舆论宣扬。进一步健全完善新闻三审制，搭建信息互通的平台，对一些苗头性问题努力做到早预见、早发觉。注意把握不同时期宣扬重点，提高舆论引导水平。对重大事务及突发性问题刚好尤其注意提前介入，防患未然，特殊留意驾驭网络舆情，牢牢驾驭新闻报导主动权。
二是强化载体，占据舆论阵地。投入20余万元，先后在各村建立固定的群众工作宣扬栏，在镇区、政府院内设立了大型不锈钢宣扬廊，宣扬两学一做、基层党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廉政法治文化建设、党风廉政建设、平安生产、森林防火等内容，强化宣扬载体建设。
三是主动出击，切实加强对外宣扬。主动投稿，半年来共投稿15篇，桂阳手机报、今日桂阳、天下桂阳等媒体对我镇党委换届、平安生产、两学一做、雁过拔毛式专项整治及合并村工作等先进阅历和典型进行了推介报导。同时，我镇胜利推介了感动桂阳十大人物蒹葭村愚公李朝荣修路8年的故事，并在湖南经视和桂阳经视中进行了专题报道。意识形态存在问题缘由分析及整改措施3篇
本人根据镇党委的支配和部署，主动主动参与党委组织的学习，仔细学习了有关必读篇目、做好学习笔记。通过仔细努力学习，本人对意识形态领域的反分裂斗争有了醒悟的相识，现在根据学习教化的要求，本人对存在的问题进行了仔细反思和检查，做出了在今后工作中的整改措施，明确了
今后的努力方向。现将有关状况报告如下：一、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系统地学习政治理论方面比较欠缺。二是满意与当
前的事务性工作，而对探究新形势下工作发展的新思路、新方法较少，工作的规范性和安排性有待进一步加强；三是思想政治学习工作要进一步加强；四是学习相关业务学问的主动性不够高，工作不扎实；
二、产生问题的根源1、理论武装不够。新形势下，没有能像重视抓业务工作那样，时刻注意抓理论学习；主观上对加强理论学习的紧迫感相识不足。特殊是认为自己文化层次较高，自我感觉理论学问水平较高，因此缺乏进一步学习理论的自觉性和主动性，总认为自己驾驭的理论学问在实际工作中够用了，缺乏一种挤的精神、钻的精神、苦的精神，往往以工作忙为借口，不能很好地坚持学习制度，不能很好地用科学发展观解决工作发展中的问题，抓工作往往凭阅历、凭热忱，缺乏理论思索，以致有时处理问题时不能把握关键环节，造成工作开展达不到创优的要求。2、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改造不够。面对纷繁困难的现实生活，存在着忽视对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改造的倾向，自觉加强党性熬炼不够，自觉开展指责和自我指责不够，在实际工作中，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志气不足，对思
想、纪律、作风上存在的一些不良现象和苗头，缺乏足够的重视；肯定程度上存在着好人主义和怕得罪人的思想，工作上只求过得去，不求过得硬，缺少改革创新的志气。
3、宗旨意识不够强。近年来，在改革开放和经济转轨的新形势下，在开展工作时，群众观点有所弱化，想问题、办事情，有时不能完全从群众利益动身。
4、指责与自我指责不够全面。没有很好地拿起指责与自我指责的武器，往往拉不开情面，不能很好地开展主动、健康地思想斗争，致使一些问题未能有效防范，未能刚好发觉和妥当处理，肯定程度也影响了工作。
三、整改看法1、加强政治理论和业务学问学习。学习要根据年初制定的学习安排完成所规定的学习内容，结合自身分管的工作写出有份量的理论探讨文章或心得体会。主动参与各种学习，加强政治理论修养，特殊是要学习好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十七大精神，深刻领悟好其精神实质和丰富内涵，增加实践三个代表的自觉性。2、加强工作的规范性和安排性。对各类工作刚好进行总结，对下一阶段的工作进行科学合理的支配和部署，并明确应实现的工作目标。3、进一步落实责任。对分管工作职责范围内的事项，敢于作出确定，勇于担当责任。同时针对工作作风方面的问
题，全面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切实转变工作作风，提高服务水平，加强对自身的要求。
4、切实加强两个《条例》的学习、在贯彻和落实，努力在党风廉政建设上下功夫。以学习实行两个《条例》为主题，以构建警示训诫防线为重点，进一步完善教化、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体系，全面加强自律，仔细探讨新形势下党风廉政建设中出现的新状况、新问题，刚好实行有针对性的防范措施，保证自身的纯净性和先进性，切实做到自省、自警、自励、自重。
5、广泛听取党员、群众的看法和建议，切实群众排忧解难，为群众办实事、好事。
四、今后努力的方向通过对整改措施的落实，进一步增加与班子其他成员的团结协作，增进沟通与联系，亲密党群、干群关系，变更工作作风，调动自身的工作热忱，坚持科学发展观，坚固树立三个为民思想和正确的政绩观、社会主义荣辱观，主动探究和寻求新形势下各项事业发展的新路子，新方法，紧紧围绕以人为本，服务为民这一主线，不断开拓进取，为各项事业的发展做出自身新的贡献和成果。
篇十五：意识形态偏见仍存的例子
意识形态的偏见作者：来源：《商务周刊》2005年第01期
2004年5月前后，我在一个三农问题实验场度过了一个月的“雕刻时光”。由于“实验室”在福建南平10个县区乡村，我将这场由执政党主导的中观层面的新农村实验，命名为“南平实验”。我没有停留在狭小的个体叙事中，而是在末尾夹杂了基于个人经验的人民叙事，最终将之演绎成一则需要政界、学界及新闻界集体检讨的寓言。
《南平寓言》面世不到半个月，我就从诸多渠道，搜集到各阶层读者零零星星的反馈。一位南平籍的天津大学生感谢我的《南平寓言》，让他对故乡，对“三农问题”有了新的认识；另一位南平籍的读者在其博客的个人写作中肯定我的“努力仍旧让人敬佩”，但《南平寓言》“不免有歌功颂德之嫌”，“因为这种书能出版出来，不维护些面子，只一味揭露问题那可能吗？”
更有读者认为《南平寓言》不但在方向上是错误的，在态度上也需要批评。他所说的“方向错误”，我能够理解。大略是说，南平实验的核心是下派干部，如此做法是多年来没有新意的老一套，它完全依赖于前任南平市委书记的“强人作风”，没有他的“独断”，南平实验根本就玩不转；南平实验仰赖的还是人治，不可能为拯救中国的三农问题实验出一条釜底抽薪的制度之路。
老实说，我对这样的批评并不反感，尽管我没有照单全收。我在书中说过，南平实验只是过渡时期的过渡办法，它是比没有办法要好的最不坏的办法。中国的三农问题不可能在一个地级市府得到制度层面的解决。我对立马消解中国的三农问题没有任何的信心，但我觉得南平实验可以给农民更多的休养生息的时间和空间，能让农民在过渡阶段的痛苦来得更小些，中国社会改革也可以因之减少一些震荡。
显然，我的用心没有得到批评者的体味。我希望大家接受我的意见，但并不奢望大家都像我一样褒奖这一实验。我能接受“技术性”的甚至是“方向性”的批评，但不愿接受非文本的写作态度的批评和揣测。他们用委婉的方式，暗示我这本书是一本献媚之作，一本迎合主流意识形态的“官样文章”。于此，我异常沮丧。我当然不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不染世俗尘埃的人，可我反对“献媚”之议。我并不确切地知道，主流意识形态对《南平寓言》究竟有着多大程度的欣赏，可我并不认为主流意识形态接受的东西，就是“没有良知”的垃圾。
我必须承认，我在《南平寓言》一书中的遣词造句，有着诸多现实的考量。可我自己知道我没有越过一个新闻记者必须坚守的底线，我相信自己实现了“最大程度还原真相”的写作心愿，我不能保证我将所有真实的内容都写了进去，但我确信我所写的都是真的。且我的细节真实没有妨碍整体真实。
我写作此文不止于替自己辩解。事实上，对于偏见，辩解是徒劳的。我把这样的遭际写出来，还希望大家一起想想，为什么描述政府主导的有益于农民的实验，就要被人先验地排斥？《南平寓言》开篇的序言中，我曾说过：“在当下中国，揭露黑暗和罪恶，很容易赢得‘有良知，有责任感’的美誉；传播经验则不然，由于经不住检验的‘经验’泛滥成灾，写经验者，在经验主义者眼中，多是‘没有骨气的文人’。”没想到，一语成谶，我还真的戴上了“御用文人”的帽子。
多日来，我反复思量，觉得出现这样的结局，必定有自己的原因，那就是修炼不足，表达上欠功力。不过，我认为自己的责任倒在其次，人们对《南平寓言》的道德质疑，大概源自他们心头沉淀已久的意识形态。首先是读者对新闻机构和新闻记者的心理期待，他们坚信“坏新闻才是新闻，报道坏新闻的记者才是好的新闻记者”，对照这样的标准，我的文字顿变得猥琐势利、不可信任。另外一个意识形态层面的原因，是他们对地方官员长期以来的不信任。一个读者朋友说，他一想到下派的公务员穿着西装打着领带在田间地头穿梭，就觉得不舒服，刺眼。过去，干部下乡的经历，已经数度凉却了他们的心，他们开始固执地认为官员下基层一定是弄虚作假的，他们所有的行为都是自私的、投机的、缺乏真诚的。想想我们过去的典型写作，检验一下我们曾经信以为真的“经验”，我们似乎并不能简单地将读者的意识形态完全归咎于他们的偏见。
从这个意义上看，《南平寓言》已经转化成另外一则寓言，它的寓意，让我们明白，仅仅抱怨读者的偏见是不够的。
篇十六：意识形态偏见仍存的例子
对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中那些正确反映了人类社会生活的一般规律的思想理论和观念例如政治学说中关于人类政治生活客观规律的探索经济学说中关于经济运行一般规律的揭示哲学思想中关于思维规律的研究法律理论中关于司法实践历史经验的描述等这些属于客观真理性的内容都是我们应该加以学习参考和借鉴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是什么
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包括资产阶级的政治法律思想、哲学思想、经济思想、教育思想、文学艺术思想等各种理论与思想形式，涵盖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宗教观等各种思想观念，它们相互有机联系，渗透到资本主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本质上是维护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思想体系。当资产阶级掌握了政权，资本主义制度确立以后，特别是无产阶级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以后，随着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斗争的展开，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日益演变成公开为资本主义剥削制度辩护，充分暴露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阶级本质和阶级局限性。对于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应该坚持辩证批判的态度和方法。（1）辩证地分析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由于资产阶级在长期的政治统治过程中积累了不少经验，其政治制度中会具有一些符合政治统治和社会管理一般规律的内容，对此我们可以加以借鉴。但是，由于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本质上是为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是服从于资产阶级进行统治和压迫需要的政治工具，因此它在关于政治制度建设和实施的各种理论、观点、立场、方法等方面，都带有深刻的资产阶级的阶级印记和阶级偏见，对此我们应该进行分析、批判，要深刻认识其作为资产阶级政治统治工具的阶级本质。（2）辩证地分析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
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也是人类文化发展的特定形式和环节之一。资本主义社会在长期发展中创造出大量的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创造出了丰富的精神成果。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这些思想文化成果有相当一部分是以意识形态的形式或包含在意识形态中被保存下来的。这些思想文化成果同样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成就和体现。在资本主义国家建立起来以前，那些反映文艺复兴时期和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资产阶级的思想理论和观念，由于它们在反对封建主义和宗教神学，推动资产阶级革命的发展，以及促进资本主义国家建立的过程中曾起过积极的作用，因而其主要社会作用是推动历史前进的，是进步的。但是，在资本主义国家建立起来以后，由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主要起着巩固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维护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为资产阶级的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作论证等作用，因而其社会作用就开始走向反面，逐渐地与历史发展方向背道而驰。当然，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由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同时也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载体，因此我们也必须注意用辩证批判的态度对待它。对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中那些正确反映了人类社会生活的一般规律的思想理论和观念，例如政治学说中关于人类政治生活客观规律的探索、经济学说中关于经济运行一般规律的揭示、哲学思想中关于思维规律的研究、法律理论中关于司法实践历史经验的描述等这些属于客观真理性的内容都是我们应该加以学习、参考和借鉴的；而其中反映了资产阶级利益和要求的、对社会生活进行了扭曲反映的、为了维护资产阶级政治统治的需要而有意编造来欺骗民众的虚假理论，则必须加以分析鉴别和持鲜明的批判
态度。意识形态有很多不同的种类，有政治的、社会的、知识论的、伦
理的等等。在社会研究中，政治意识形态是一组用来解释社会应当如何运作
的观念与原则，并且提供了某些社会秩序的蓝图。政治意识形态大量关注如何划分权力，以及这些权力应该被运用在哪些目的上。比如说，20世纪中最具有影响力与最被清楚界定的政治意识形态之一就是共产主义，它是以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学说为其基础。其他的例子有：无政府主义、资本主义、社群主义（communitarianism）、企业自由主义（corporateliberalism）、基督民主主义（christian-democracy）、法西斯主义、君主主义、民族主义、纳粹主义、保守主义、自由主义、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social-democracy）。「系统意识形态」（systematicideology）是指将意识型态当作意识形态来进行研究（而非研究个别的意识形态）。（参见条目资本主义#资本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型态。）
意识形态受欢迎的程度有部份原因是受到道德事业家（moralentrepreneur）的影响，他们常常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行动。政治意识形态是指提出某种政治与文化计画作为参考的社会运动、机构、阶级或大团体，他们的整体观念、原则、教条、迷思或符号。它也可以是通常用来界定某个政党及其政策的一整个政治思想结构。
通常是某些道德观形塑了意识形态的基础。关于文化的分类H.H.Stern（1992：208）根据文化的结构和范畴把文化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概念。广义的文化即大写的文化（CulturewithabigC），狭义的文化即小写的文化（culturewithasmallc）。广义地说，文化指的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它包括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心理文化三个方面。物质文化是指人类创造的种种物质文明，包括交通工具、服饰、日常用品等，是一种可见的显性文化；制度文化和心理文化分别指生活制度、家庭制度、社会制度以及思维方式、宗教信仰、审美情趣，它们属于不可见的隐性文化。包括文学、哲学、政治等方面内容。狭义的文化是指人们普遍的社会习惯，如衣食住行、风俗习惯、生活方式、行为规范等。
Hammerly(1982)把文化分为信息文化、行为文化和成就文化。信息文化指一般受教育本族语者所掌握的关于社会、地理、历史、等知识；行为文化指人的生活方式、实际行为、态度、价值等，它是成功交际最重要的因素；成就文化是指艺术和文学成就，它是传统的文化概念。
文化的内部结构包括下列几个层次：物态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心态文化。物态文化层是人类的物质生产活动方式和产品的总和，是可触知的具有物质实体的文化事物。
制度文化层是人类在社会实践中组建的各种社会行为规范。行为文化层是人际交往中约定俗成的以礼俗、民俗、风俗等形态表现出来的行为模式。心态文化是人类在社会意识活动中孕育出来的价值观念、审美情趣、思维方式等主观因素，相当于通常所说的精神文化、社会意识等概念。这是文化的核心。
有些人类学家将文化分为三个层次：高级文化（highculture），包括哲学、文学、艺术、宗教等；大众文化（popularculture），指习俗、仪式以及包括衣食住行、人际关系各方面的生活方式；深层文化（deepculture），主要指价值观的美丑定义，时间取向、生活节奏、解决问题的方式以及与性别、阶层、职业、亲属关系相关的个人角色。高级文化和大众文化均植根于深层文化，而深层文化的某一概念又以一种习俗或生活方式反映在大众文化中，以一种艺术形式或文学主题反映在高级文化中。
文化是一个非常广泛的概念，给它下一个严格和精确的定义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自20世纪初以来，不少哲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历史学家和语言学家一直努力，试图从各自学科的角度来界定文化的概念。然而，迄今为止仍没有获得一个公认的、令人满意的定义。据统计，有关“文化”的各种不同的定义至少有二百多种。人们对“文化”一词的理解差异之大，足以说明界定“文化”概念的难度。
意识形态与文化的关系(非对称)：（一）文化和意识形态呈二元结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观念文化和行为文化是文化结构四面相，反映出文化结构的多维性。观念文化的核心，是社会的特殊文化系统——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只能是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政党的精神文化体系，对整个社会文化具有支配作用。观念和思想的体系及功能制约着文化诸体系的发展，后者可以不及前者，但不能超越前者。文化诸形式的经验表达，不是纯粹的符号行为，而是与观念和思想体系的价值规定相关的社会行为。文化反映社会生活，意识形态制约规范着文化的表现形式的内容。因此，文化和意识形态在社会精神文化体系中是二元结构。（二）文化和意识形态是一般与特殊的关系。作为人类经验生活的总结，文化符号、文化信息、文化类型、文化模式和文化交流都是它的一般反映。意识形态符号系统是人类经验生活的特殊表现形式，具有强烈的集团意识、集团价值和集团模式成份，因而意识形态常常导致产生与文化相异，甚至相对立的文化形式。阿尔都塞认为，生产关系决定文化，生产关系是人类经验生活的一个特殊领域，它产生的特殊的文化，就是意识形态，即在这个物质环境里思考的问题，是阶级意识的文化，所以文化是一般经验形态，意识形态是特殊经验形态。（三）文化和意识形态是现象和本质的关系。在文化体系内，文化和意识形态先有因果关系。文化是先于意识形态的人类经验的符号表征。一定历史阶段内，符号表征图示发生了质的变化，一种理性的经
验抽象符号图示成为社会生活中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观念形态，在文化体系中居核心地位，多元结构的文化客体受制于一元结构的意识形态主体，二者的因果关系转换为现象和本质的关系。文化作为观念形态的原因，反映着观念形态制约的生活现象；意识形态作为文化理性抽象的结果，表现了文化生活和社会观念生活的本质。意识形态神圣化过程取代文化经验的世俗化过程。观念形态的文化历史，一般文化成为世界的经验性表象观念，意识形态则成为世界的文化性本质观念。“重组和再解人类经验和观念，不能从旧的框架出发展望世界，而应从新观念对现存价值观念体系挑战的解释出发。”（注：黄龙保：《领袖文化》，第44页。）这即是对文化理解的意识形态诠释。关于文化类型的马克思的三大类型说、斯宾格勒的九大类型说、汤因比的二十六大类型说，都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因素（注：郑杭生：《社会学概论新修》，第133页。）。还有贝尔等人的“意识形态终结”（注：D·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第3页。）、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注：魏晓锋、朱月潭：《亨廷顿‘文化冲突论’剖析》，《国外社会科学》1996年第2期。）等观点，以及后现代主义、后保守主义的理论或社会主张，都是溶文化研究和意识形态分析为一体，而其中意识形态因素显然超越单纯的文化因素而占有很大比重。（四）文化中心与意识形态中心。在文化模式的评价问题上，文化相对主义认为，各个文化模式赖以生存的环境决定了该文化存在的合理性和特殊性，因而是不能评价和比较的。文化中心主义则认为自己的文化模式是唯一的，其“依据方式、信仰、价值观、行为规范”优于
其它文化模式，是评价衡量的中心和标准，如“西方中心论”和“东方中心论”就是如此（注：郑杭生：《社会学概论新修》，第98页。）。这两种观点均失之偏颇。文化中心主义的绝对性，不免封闭；文化相对主义的灵活性，又难免缺乏稳定。但实践中，文化中心主义仍然是每个民族和国家的文化生存标准。根本问题不是文化本身决定的。文化中心主义起主要决定作用的价值评判标准是意识形态。观念形态中，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申张自己的社会中心价值观，文化因素对社会的作用，受到意识形态的筛选，各个文化模式的中心论倾向，是该文化模式中意识形态中心论的折射。例如作为意识形态的宗教，在文化模式的经验主义操作中就具有很强大的塑造性，从早期图腾崇拜到当今世界三大宗教，它们对文化、文化模式以及社会经济、政治制度的形成具有重要的社会功能，以致于杰姆逊认为“没有宗教，便没有文化；今天的文化不成其为文化，就是因为没有了宗教”（注：F·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第30页。）。根据韦伯的分析，新教伦理对资本主义的形成有重大的促进作用（注：M·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32页。）。“禁欲苦行主义”的“宗教冲动力”和“贪婪攫取性”的“经济冲动力”的矛盾及历史发展与资本主义历史是分不开的（注：D·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第13页。）。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可以说既是一种文化模式，也是一种意识形态模式，后者的中心成份大于前者。杰姆逊关于意识形态七种模式的分析（注：F·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第206页。）和泰尔朋关于意识形态的八种命题（注：G·泰尔
朋：《政权的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的政权》，台湾远流出版社出版，第51页。），对文化中心与意识形态中心有详细的解释。（五）文化整合与意识形态整合。文化整合即是个人、民族和国家通过各种不同方式，将文化物质、文化丛赋予一定的结构而展示文化整体意义的行为。“文化与个人互动整合”、“个人选择整合”和“社会整合”三种观点是文化整合中较有代表性的。“文化与个人互动整合”观认为，文化是非理性的情绪丛结的产物并受制于情绪丛结。个人与文化和互动关系中，文化得到整合。文化交流及文化传播和人对文化的经验体认，使文化整合得到明确的意义。“个人选择整合”观认为，文化整合的始创力量，是个人对文化的选择、排斥和修正，个人也要受到文化客体的制约。文化整合模式是偶然的反复的重新组合发展。文化差异是文化整合的内在根据。故文化整合是相异的，文化整合过程的完成决定于整体对部分的取舍。“社会整合”观认为，社会规范着个人，社会文化的事实的集合，强制性地限制着个人，即社会本身整合着社会，维持着社会的存在和发展。集体意识和集体良心是社会整合的力量（注：张翼、陈富强：《再论社会整合和文化整合》，《兰州商学院学报》1995年第2期。）。意识形态整合是非个人性的选择，某种意义上，个人生来就在意识形态的框架内，因此，意识形态对个人、阶层皆有先在的意义。意识形态的本质和内容是一种理性的肯定，意识形态整合具有强制性，其目的是理顺并规范个人意识的行为遵从意识形态的范式。文化整合允许个人和社会互动互补，相互选择。意识形态整合却不容个人选择适合的成份和内容，它是自上而
下的层级整合和自下而上的递从整合相结合的控制形式和操纵结果。意识形态整合包括观念整合、制度整合、价值整合和行为整合。其目的是保证社会整体导向性的合法化——确立文化和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因此，意识形态整合是观念、信念和价值统一的“上层建筑”，文化整合是观念、信念和价值统一的“基础”，意识形态整合最终反映文化整合和意识形态整合的最佳选择。（六）文化冲突与意识形态冲突。基于一定历史环境而形成的文化构建，内涵着特殊的文化特质、文化丛，由此组合成文化模式。但不同民族和国家的文化模式、其结构的形式不一，在文化交流过程中，必然产生冲突。文化冲突的核心是文化中心主义、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文化价值的信念和它们的主导地位。文化冲突是相同或不同文化类型或文化模式中，主文化控制、牵引或消蚀亚文化，特别是反文化的矛盾形式。一定时期，亚文化与主文化并不相左，反而是一定程度上对前者的补充和完善，二者是互动互补的传递变化关系。主文化一般难容反文化，但反文化并非一律是反动文化，一定条件下，反文化却可能代表着历史发展和社会的方向（文艺复兴和“五四”新文化运动）。文化冲突的一种重要形式是文化批判，即对传统文化模式的内容、价值和根基等确定性的文化因素和图示的辩证理性思考与批判。正因为如此，文化批判的锋芒和结果、甚至导致激烈地社会冲突，乃至社会革命。这种状况已明显地超出了单纯的文化冲突范围，集中地表现了意识形态的意义。现时代，文化冲突的实质大都是意识形态幽灵作祟。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现代生活方式与传统生活方式、现代价值观念
与传统价值观念、现代社会发展目标与传统社会发展目标、现代的与传统的民主观、法制观、经济体制与经济增长以及精神文明建设等重大时代课题，无不具有深深的意识形态烙印，反射出意识形态冲突的社会影响。“前喻文化”和“后喻文化”的冲突是值得研究的问题（注：李森洋、张华全：《当代西方思潮辞典》，第190、345页。）。当前发展中国家在宏观层面致力社会现代化，在微观层面致力经济增长，比较恰当的有效方式，是找到一条既不脱离意识形态又不拘泥于意识形态的理论和实践途径，超越旧意识形态局限，求得意识形态协调平衡。发达工业化国家的文化批判、意识形态批判、大众文化批判诸社会批判理论和实践，对迟发国家现代化过程中的文化冲突与意识形态冲突有警示意义，敌对意识形态间的冲突，不仅是不同观念形态的理论学说、价值观念间的矛盾，而且也反映出不同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间的斗争，这是意识形态冲突的根本利害所在。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关系，是理论问题，也是实践问题，是文化问题也是意识形态问题。概言之，文化是基础和前提，意识形态是核心和枢纽，文化研究是发现社会发展的经验机制，意识形态研究是发现社会发展的政治观念和社会心理机制。从传统文化到现代文化的流变，符合文化和社会发展的自身规律，从旧意识形态到新意识形态的超越和确立，既符合意识形态的本质要求，也反映出经济政治和文化的意识形态化因素。这两种研究对处于社会转型、体制转轨的现代化过程中的中国，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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