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和制造工艺有相当大的进步，笙体为黑色并有红，黄二色的图案绘于其上。
在龙门石窟音乐图像中笙有14件，分别位于宾阳中洞窟顶藻井（图一）、宾阳南洞窟顶藻井、宾阳北洞窟顶藻井、奉先寺卢舍那大佛正壁背光（图二）、弥勒龛正壁背光和药方洞窟顶藻井等处。宾阳中洞出现的笙和奉先寺卢舍那大佛背光出现的笙从乐器形状到演奏姿态大体相似。由此可以看出笙从北魏到唐代形制变化不大。目前笙这一传统乐器也在传承的基础上不断的发展创新，加入了电子音乐等新的流行元素，不仅用于地方戏曲、曲艺，也在流行歌曲、舞蹈、戏剧中运用。
二、横笛
横笛是起源于华夏的乐器，至今为止，我国已发现的最早的笛是贾湖骨笛。1983—1987年前后经过6次发掘，共出土25支骨笛。其中完整的有17支，无法复原的6支。这25支骨笛中，有五孔、六孔、八孔各一支，七孔14支。另外，从有1978年在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的箎来看，应是在骨笛的基础上演变发展而来的，另一方面也可以說明这一时期，竹制笛子的存在。
横笛在现存龙门石窟音乐图像中共有12件，分布于北魏古阳洞、宾阳中洞（图三）、皇甫公窟、弥勒龛和唐代的宾阳北洞、万佛洞、奉先寺、八作寺洞等。横笛在龙门石窟从北魏到唐代洞窟的多次出现，反映了这一乐器在当时的普及程度。
三、箫与排箫
箫为中国古代的传统管乐器，在龙门石窟音乐图像中很少出现，北魏时出现在古阳洞慧成龛和宾阳北洞，唐朝时出现在奉先寺和极南洞两个洞窟。排箫为多管乐器，文物史料中所见的排箫就有五管（见当阳半月1号墓乐舞百戏画像砖）、六管（见成都天回山说唱排箫佣）、九管（见洛阳元邵墓鼓吹乐佣）、一十一管（见巩义石窟寺伎乐人所持排箫）等等多种不同管制。
在河南省鹿邑县太清宫遗址西周初年的墓中曾出土了5件商代的骨排箫，由此可知早在商代，排箫就已经被人们广泛使用。1978年8月在湖北曾侯乙墓中首次出土了两支排箫。由13根长短不同的细竹管一次排列，并用三条剖开的细竹管在固定而成。同年，在河南淅川下寺1号墓又出土了一件春秋晚期（约公元560年）的石排箫。石排箫略成三角形，长15.0厘米、宽8.3厘米，出土时已断为两截。
石排箫上端钻有13个圆孔，下端长短依次递减，两侧雕刻出13管并列之状，中部刻一斜横带，以示用带缚管。
龙门石窟音乐图像中现存箫4件，排箫19件，分布在古阳洞、宾阳三洞、奉先寺和极南洞、擂鼓台中洞正壁背光、赵客师洞正壁龛楣、极南洞西壁龛、陀罗尼经幢底座（图四）八作司洞壁脚壸门等处。
四、筚篥
筚篥，又名“毕栗”。
唐杜佑《通典》中记载制作筚篥的材质：“觱篥本名悲篥，出于胡中，声悲。或云儒者，相传胡人吹角以惊马，一名笳管，以芦为首竹为管。”可见这是一种以芦苇的茎为簧，以竹子或木为管的乐器。
唐段安节《乐府杂录》记载：“觱篥者，本龟兹国乐也，亦曰悲篥，有类于胡茄。”宋陈旸《乐书》记载：“觱篥，一名悲篥，一名笳管，羌胡龟兹之乐也。”理学家朱熹也有：“筚篥之名悲篥，言其声悲壮也，悲觱筚三声皆相同”。《旧唐书音乐志》记载：“筚篥，本名悲篥，出于胡中，其声悲。”
筚篥在传入中原以后，在隋唐时期的宫廷音乐中得到广泛使用，并且出现了大筚篥、小筚篥、双筚篥、桃皮筚篥等新的形制。唐代“十部乐”中的《龟兹乐》、《高昌乐》、《疏勒乐》都将筚篥作为一种重要的乐器使用。从筚篥通过丝绸之路一传到到中原的路线，我们不难看出中西音乐文化交流的脉络，许多少数民族音乐艺术传入中原，中原传统乐器与外来乐器相互融合，相互影响。丝绸之路不仅仅是东西方的贸易交流的通路，也是东西方文化的交流的通道，因此可以说丝绸之路是东西音乐文化交流的桥梁。
龙门石窟音乐图像中有筚篥6件，分布于古阳洞慧成龛楣、奉先寺正壁背光、龙华寺窟顶藻井、极南洞西壁龛等处。
五、结语
龙门石窟现存的音乐图像气鸣乐器有笙、横笛、箫、排箫、筚篥。其中笙14件，横笛12件、箫4，排箫19件，筚篥6件。对这六种乐器，做了一个类型统计表。
从表中我们可以看出笙、横笛、箫、排箫是中原传统乐器，筚篥西域外来乐器，其中，中原乐器4件，外来乐器1件，龙门石窟气鸣乐器以中原音乐为主体，在继承传统音乐的基础上，吸收西域优秀的音乐文化，中西乐器的共同出现，体现了当时社会的民族大融合。
龙门石窟气鸣乐器图像，直观的呈现了隋唐气鸣乐器的形制和演奏方式，弥补了史料记载的缺失与不足，反映了丝绸之路上中西音乐文化的交流，为我们研究隋唐时期的气鸣乐器，研究中国传统音乐，继承民族音乐文化遗产，提供了真实的音乐图像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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