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初期反映出什么公共管理问题19篇疫情初期反映出什么公共管理问题 疫情防控背景下社区公共服务供给问题及破 解路径研究 作者：夏苗苗来源：《宁夏党校学报》2020年第05期 摘要：社区公共服务供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疫情初期反映出什么公共管理问题19篇,供大家参考。
篇一：疫情初期反映出什么公共管理问题
疫情防控背景下社区公共服务供给问题及破
解路径研究
作者：夏苗苗来源：《宁夏党校学报》2020年第05期
摘要：社区公共服务供给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问题凸显：社区公共医疗卫生服务明显呈现出脆弱性，社区层面的应急管理服务能力不足，社区智能化、信息化服务供给技术层面还有所欠缺。改进社区公共服务供给，进一步提升社区治理能力，需要构建因地制宜的社区应急公共服务供给体系、加强“全民参与”式社区社会生活共同体建设、持续推进社区智能化、信息化、专业化服务供给。
关键词：社区;公共服务;社会参与;信息化
中图分类号：C916.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8-2991（2020）05-093-006
一、问题的提出
社区是社会的微观组织细胞，是个体生产、生活和社交的重要场所，它既是民众自我治理的单元，也是国家治理基层社会的重要载体。公共服务供给作为社区治理的重要内容，有效地体现了社区治理的现代化水平。社区公共服务供给的有效性直接关系到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2020年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将社区治理问题再一次提到了新的高度。如何在保证常态化公共服务供给前提下提升社区应急公共服务供给能力，是当前社区治理急需重视和解决的问题。
社区公共服务一般是指政府、社区、社会组织等社区公共服务的供给者通过一定的组织和形式，向社区成员提供的具有非排他性、非竞争性和福利性的物品和服务，目的是满足社区居民的日常生活和工作所需。[1]在疫情防控的特殊时期，社区公共服务的供给强调的是在常态与非常态下灵活转变社区公共服务供给机制，增加应急公共服务内容，尽可能满足社区居民的服务需求。关于疫情防控背景下社区公共服务供给的研究，卢祖洵等强调加强基层卫生服务体系建设，提升基层卫生服务能力，调整基层公共卫生服务内容和重点，推进疫情防控关口前移，是当前提升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2]易外庚等认为“政府主导、基层组织及居民扮演角色主体是对疫情有效控制的关键因素，国家及地方性的政策制度和治理机制是社区治理有序的基础，社区‘硬’‘软’资源协调使用是治理的根本保障。”[3]任学军等指出“应急志愿者、志愿服务组织能够发挥其灵活、非强制、更具亲和力等优势，完成沟通官方与民间关系、传达国家法律与政策精神、缓和对立情绪、紧张关系和政民矛盾及整合、放大社会资源等工作。”[4]从当前对疫情防控背景下社区公共服务供给的研究中可以看出，学者们对疫情防
控期间如何提供社区公共服务提供了思路，而对于疫情给社区服务带来的挑战及背后的原因分析方面研究不足。因此，本研究将重点审视疫情防控下社区公共服务供给存在的问题，分析其背后的原因，并指出当前疫情防控背景下提升社区公共服务供给有效性的思路。
二、疫情防控背景下社区公共服务供给中存在的问题
（一）社区公共医疗卫生服务呈现脆弱性
社区公共医疗卫生服务面临巨大压力，很多社区公共医疗卫生服务现状堪忧。首先，在医疗物资方面，社区层面面临着医疗物资短缺、诊疗设备落后、药品配备不足等问题。在疫情防控期间，对社区医疗卫生服务的完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很显然，在一些社区特别是农村社区，村卫生室诊疗条件差，医疗设备陈旧，特别是一些疾病防控的药品短缺，无法满足社区居民的健康服务要求。其次，社区医疗卫生服务人员短缺。目前社区医疗卫生服务仍面临着医疗人才总体数量不足、水平偏低、队伍不稳定的现象，救治能力有限，远远不能适应社区群众的需求。特别是对于公共卫生应急知识和技能培训有所欠缺，一旦出现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在一定程度上无法在疫情期间及时的对“四类人员”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无法及时发现、隔离、报告、转诊病人或疑似患者，进而延误传染病疫情防控工作的开展，社区医疗卫生服务呈现出脆弱性。[2]此外，公共医疗卫生服务能力的弱化早已出现，社区居民对于社区卫生机构信任度不高。
（二）社区应急管理服务能力不足
首先，在服务主体方面，服务人员数量不足、能力有限。在社区封锁的现实情境下，社区工作人员和社区自组织承担起社区公共服务职能，包括社区人员排查、流动人员行迹调查、消毒杀菌工作、社区防疫抗疫知识宣传、社区舆论引导等，社区服务人员要承担的防疫任务过于繁重，全国很多地方的社区中出现了社区工作人员风险意识和服务意识缺乏、主观认识不够等问题，有些社区服务人员在为社区居民提供服务时的沟通方式和处理方式较为粗暴，完全没有考虑到社区居民面对疫情的紧张情绪，造成社区居民对社区的好感度和信任度下降，使得本就个体化意识逐渐增强的居民个体对社区产生抵触心理，甚至出现对社区服务工作不配合、不理会的态度，严重影响社区公共服务的正常供给。其次，在服务内容方面，无法满足非常态下的应急公共服务内容。常态化的社区公共服务内容在疫情严防严控时期的非常态化背景下急需扩充，在很多社区，应急公共服务得不到满足，包括加强对老年人、残疾人、弱势群体的关怀和照料，社区重点人员的防护、秩序的维护，在社区封锁的前提下也需要满足社区居民的便民服务需求，包括生活物资的采购、居民健康问题的实时监控等。最后，在服务机制方面，社区应急公共服务没有能够形成一种高效的服务供给机制，特别是对于应急公共服务谁来供给、供给什么以及如何供给没有形成一种完整的供给模式，包括政府、社区自组织、外部社会力量、市场之间在社区封锁之下如何为居民提供服务、如何合作供给等方面的供给机制问题仍需进一步的完善。
（三）社区智能化与信息化服务供给技术欠缺
首先，在观念层面，很多社区在疫情上报过程中严重依赖传统的信息收集模式，在疫情防控工作和服务中仍然依靠传统的人海战术，强调人力密集型管理模式[5]，人工填表格、做数据统计、上访，信息收集耗时长，见效慢，费人力，社区居民信息采集、日常体温统计、流动人员行迹跟踪调查、弱势群体特殊时期的照料帮扶等在很多社区仍旧依靠社区工作人员挨家挨户上门走访调查，信息收集效率低下。社区工作人员将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浪费在这种传统的信息收集上，但是面对疫情信息变化之快、流动人口之复杂等问题，很多社区工作人员的应急反应速度跟不上疫情变化的速度，导致信息收集效率偏低，进而拉低服务供给效率。其次，在智能化、信息化的设施和人才方面，很多社区设备不健全，社区服务人员信息化素质不高，在信息化设备的应用上，信息化服务平台的使用也没有被重视起来，很多地方的社区服务平台“年久失修”，在疫情防控期间，社区服务供需信息对接不畅，没有能够精准对接社区服务，特别是疫情期間很多新增的便民服务事项没有及时加入到信息化服务平台中。社区信息化服务供给平台用户少，社区居民的参与度低，社区居民在网络平台上反应服务需求和问题也得不到及时的反应和回馈，只能在社区服务人员登门上访统计信息时才能沟通服务需求和服务问题，服务信息内容的时效性、准确性、针对性有待加强，信息化和智能化应急管理机制缺乏。
三、疫情防控背景下社区公共服务供给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一）社区应急公共服务供给体系建设不够完善
首先，在应对社会风险时的服务思维和观念方面，没有形成应对突发事件所必需的反应迅速、积极应对的思维和理念，针对突发事件的突然性、发展的不确定性、危害的严重性和公共性、时间的紧迫性，社区层面应在政府指导下迅速制定应对突发公共事件时的响应机制，完善社区应对应急公共服务的供给机制，社区工作人员在突发状况下的应急服务意识和风险意识不高，很多社区仍然以常态下的公共服务供给思维处理社区应急服务问题，对于一些应急服务事项表现得手足无措，造成了社区应急服务能力得不到有效的提升，无法满足社区居民的各类服务需求。其次，社区应急公共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不健全，新医改文件明确提出要“建立分工明确、信息互通、资源共享、协调互动的公共卫生服务体系，提高公共卫生服务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能力”，但就目前疫情暴发以来的情况来看，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响应机制不健全，社区层面公共卫生服务供给体系的应急处置能力和协调性不足，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未能起到网底作用[6]。
（二）缺乏社会自组织力量参与
首先，缺乏社会自组织力量的发展环境。社会自组织力量缺少政府资金、政策支持。很多社区依旧延续传统的以政府为主导的公共服务供给模式，强调政府对社区的全面控制，政府与社会没有形成协作关系，对于社会自组织力量供给服务没有提供更多的资金、政策支持，众多公共服务供给任务的下沉并没有赋予社区更多的权力，某种程度上挤压了社会组织的参与空
间，社会自组织力量在社区公共服务供给方面所能发挥的作用仍然十分有限。其次，社区自组织力量自身能力不强。在人员配备、组织规范、专业水平、组织力与行动力等方面，社会自组织力量往往还存在很多问题和漏洞[7]，很多社会自组织的协调沟通能力与合作能力也无法适应疫情期间所要达到的社区应急服务要求，从而无法应对突发事件和复杂紧迫局面。不可忽视的是，在常态化社区治理的过程中，社会动员的范围较为有限，现代社会中个体化趋势的不断增强表现为一些社区居民在类似的突发事件中很自然的成为旁观者，而不是积极的参与者。由于社区成员之间的互动、连接并不充分，陌生人社会状态并未完全改变，紧急时刻也就无法形成有效且持续的互助和互救。从长期的社区公共服务供给的前景来看，在防控疫情这场持久战中，整个社会层面的参与和协同还有较大潜力和发展空间。
（三）社区智能化、信息化服务资源的开发与利用缺乏有效性
社区智能化、信息化服务是否有效关系到社区信息化服务治理的效果。信息化服务供给平台、社区大数据、视频监控技术、社区微信群等社区“硬”资源的开发不足以及服务人才“软”资源方面的缺失，成为社区智能化、信息化服务水平得不到提升的关键因素。在此次疫情防控中，未能发挥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的治理优势，社区缺乏疫情管理和服务供给的智能化以及现代互联网+技术手段的广泛运用。首先，很多社区的信息化建设主要依靠政府的投入、管理和运行。一方面，社会组织和市场参与率低，资源整合能力较差。另一方面，社区办公服务平台之间的信息共享程度低，没有形成智能化的应急服务联动供给机制，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服务供给的效率与效果。其次，缺乏信息化人才的引进和培养，没有真正的意识到信息化服务平台的重要性，社区工作人员专业素质不高，也无法真正融入到社区信息化、智能化的服务供给体系中，特别在处理社区居民反映的日常服务需求和问题时回应不够专业，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居民对社区服务工作的不信任。另外，很多社区忽视了公共服务平台的后期运营和维护，例如微信小程序、App等呈现出“僵尸”状态，社区居民参与度不高，服务实用性较弱，社区工作人员很多没有进行过专业化的培训，对于疫情信息的及时公开与汇总、疫情防控数据共享、疫情防控知识的社区网络宣传等智能化、信息化的服务内容表现出不熟悉，甚至不知所措、无能为力的尴尬处境。
四、疫情防控背景下社区公共服务供给的完善思路
（一）构建因地制宜的社区应急公共服务供给体系
社区应急服务供给体系是否完善关系到社区疫情防控的效果和社区治理能力问题，构建因地制宜的社区应急公共服务供给体系。首先，要增強社区自身应对风险时的管理服务能力。一方面，要加强社区服务人员应对风险的服务意识和服务能力，在对社区服务人员的定期培训中加强应对突发性公共安全事件的技能培训，不断提高服务人员的风险意识、预判能力和处置能力，提高协作能力、沟通能力、协调能力。另一方面，要因地制宜的制定社区应急公共服务响应机制，及时对接基层政府的疫情防控任务，及时汇报社区情况，加强沟通和交流，实现信息互通、共享。其次，根据不同社区的地理位置、社区工作人员数量、社区发展资金和治理能
力、居民参与度、社区治理难度等指标构建因地制宜的社区应急公共服务供给机制。因此，应厘清疫情防控中政府与社会的主体责任，充分发挥政府供给、社区自组织供给、社会力量供给与市场供给的合力，将应急服务事项进行分类供给，加强各服务供给主体之间的合作供给。通过发挥物流网和网络信息技术的功能充分保障物资生产供给，以减少疫情防控期间社区居民的必要性出行和聚集，加强社区便民服务的有效供给。再次，要重点强化社区医院与社区卫生室的应急服务功能，为缓解就医聚集困境和实现普通病正常诊疗提供支撑。[8]社区医院、卫生室服务功能的强化，一方面需要政府因地制宜的加大医疗卫生投入，及时补充医疗物资，及时换新老旧医疗设备，改善医疗环境。另一方面在医疗卫生服务队伍的构建方面也尤为重要，要根据不同社区医疗卫生机构的特点对医疗服务人员加强新冠肺炎专项处治技能的培训，包括防护设备的使用、轻症以及为重症病人的处置方式、必要的防护措施等，增强社区医院的自我防护能力和医疗卫生服务能力。
（二）加强“全民参与”式社区社会生活共同体建设
社区的自治性、群众性、广泛性可以与国家主导互为补充。[9]在社区疫情防控期间，不仅要求政府部门、街道干部要下沉，城市社区居委会、农村社区村委会等基层自治组织与各生活小区、物业公司、志愿者、社区居民、各类社会组织、专业社工等都要在社区应急管理与服务供给中发挥积极作用。通过建立真正的社区治理共同体和社区服务共同体，在常态化的治理环境下培养积极能动的服务环境氛围。首先，积极倡导社区居民和各类社区自组织、专业服务组织、志愿者组织参与社区公共服务供给。充分将各种新型力量纳入基层公共服务的参与渠道中，社会自组织力量也要不断强化自身的能力，在政府政策、资金的支持下加强学习，不断增强自身应对社会风险的服务技能，进而实现社区公共服务供给的有效性。在疫情严防严控的关键时期，特别是要积极调动社区内部的专业社会力量，如专业性较强的社会工作者，以及具有一定经验的社区工作者、义工、志愿者组织等，他们对于如何提供心理疏导、情绪支持、家庭关爱、邻里互助、人际互动及社区服务等相对更个性化的服务工作内容更加熟悉[10]，能够为社区居民提供更加精准、专业的服务。其次，加强基层政府与社区自组织之间的互动。不仅包括在制定应急服务管理机制方面征求社区居民和社区自组织的建议，加强沟通和交流，也包括下沉到社区的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在社区服务工作中要适时抛弃在机关中的级别和身份，以社区服务协助者的身份投入服务工作，接受社区工作安排。再次，培养社区居民对社区社会生活共同体的认同感和责任感。通过创新社区公共服务供给的参与形式，不断拓宽沟通渠道，深度挖掘社区内部社会组织的内生资源，以多种形式将社区居民组织起来，共同投身于社区生活服务和事务协商等[11]，这正是紧急状态下形成公共服务有效供给的基石和条件。
三、疫情防控背景下社区公共服务供给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一）社区应急公共服务供给体系建设不够完善
首先，在应对社会风险时的服务思维和观念方面，没有形成应对突发事件所必需的反应迅速、积极应对的思维和理念，针对突发事件的突然性、发展的不确定性、危害的严重性和公共
性、时间的紧迫性，社区层面应在政府指导下迅速制定应对突发公共事件时的响应机制，完善社区应对应急公共服务的供给机制，社区工作人员在突发状况下的应急服务意识和风险意识不高，很多社区仍然以常态下的公共服务供给思维处理社区应急服务问题，对于一些应急服务事项表现得手足无措，造成了社区应急服务能力得不到有效的提升，无法满足社区居民的各类服务需求。其次，社区应急公共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不健全，新医改文件明确提出要“建立分工明确、信息互通、资源共享、协调互动的公共卫生服务体系，提高公共卫生服务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能力”，但就目前疫情暴发以来的情况来看，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响应机制不健全，社区层面公共卫生服务供给体系的应急处置能力和协调性不足，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未能起到网底作用[6]。
（二）缺乏社会自组织力量参与
首先，缺乏社会自组织力量的發展环境。社会自组织力量缺少政府资金、政策支持。很多社区依旧延续传统的以政府为主导的公共服务供给模式，强调政府对社区的全面控制，政府与社会没有形成协作关系，对于社会自组织力量供给服务没有提供更多的资金、政策支持，众多公共服务供给任务的下沉并没有赋予社区更多的权力，某种程度上挤压了社会组织的参与空间，社会自组织力量在社区公共服务供给方面所能发挥的作用仍然十分有限。其次，社区自组织力量自身能力不强。在人员配备、组织规范、专业水平、组织力与行动力等方面，社会自组织力量往往还存在很多问题和漏洞[7]，很多社会自组织的协调沟通能力与合作能力也无法适应疫情期间所要达到的社区应急服务要求，从而无法应对突发事件和复杂紧迫局面。不可忽视的是，在常态化社区治理的过程中，社会动员的范围较为有限，现代社会中个体化趋势的不断增强表现为一些社区居民在类似的突发事件中很自然的成为旁观者，而不是积极的参与者。由于社区成员之间的互动、连接并不充分，陌生人社会状态并未完全改变，紧急时刻也就无法形成有效且持续的互助和互救。从长期的社区公共服务供给的前景来看，在防控疫情这场持久战中，整个社会层面的参与和协同还有较大潜力和发展空间。
（三）社区智能化、信息化服务资源的开发与利用缺乏有效性
社区智能化、信息化服务是否有效关系到社区信息化服务治理的效果。信息化服务供给平台、社区大数据、视频监控技术、社区微信群等社区“硬”资源的开发不足以及服务人才“软”资源方面的缺失，成为社区智能化、信息化服务水平得不到提升的关键因素。在此次疫情防控中，未能发挥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的治理优势，社区缺乏疫情管理和服务供给的智能化以及现代互联网+技术手段的广泛运用。首先，很多社区的信息化建设主要依靠政府的投入、管理和运行。一方面，社会组织和市场参与率低，资源整合能力较差。另一方面，社区办公服务平台之间的信息共享程度低，没有形成智能化的应急服务联动供给机制，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服务供给的效率与效果。其次，缺乏信息化人才的引进和培养，没有真正的意识到信息化服务平台的重要性，社区工作人员专业素质不高，也无法真正融入到社区信息化、智能化的服务供给体系中，特别在处理社区居民反映的日常服务需求和问题时回应不够专业，一定程度上造成
了居民对社区服务工作的不信任。另外，很多社区忽视了公共服务平台的后期运营和维护，例如微信小程序、App等呈现出“僵尸”状态，社区居民参与度不高，服务实用性较弱，社区工作人员很多没有进行过专业化的培训，对于疫情信息的及时公开与汇总、疫情防控数据共享、疫情防控知识的社区网络宣传等智能化、信息化的服务内容表现出不熟悉，甚至不知所措、无能为力的尴尬处境。
四、疫情防控背景下社区公共服务供给的完善思路
（一）构建因地制宜的社区应急公共服务供给体系
社区应急服务供给体系是否完善关系到社区疫情防控的效果和社区治理能力问题，构建因地制宜的社区应急公共服务供给体系。首先，要增强社区自身应对风险时的管理服务能力。一方面，要加强社区服务人员应对风险的服务意识和服务能力，在对社区服务人员的定期培训中加强应对突发性公共安全事件的技能培训，不断提高服务人员的风险意识、预判能力和处置能力，提高协作能力、沟通能力、协调能力。另一方面，要因地制宜的制定社区应急公共服务响应机制，及时对接基层政府的疫情防控任务，及时汇报社区情况，加强沟通和交流，实现信息互通、共享。其次，根据不同社区的地理位置、社区工作人员数量、社区发展资金和治理能力、居民参与度、社区治理难度等指标构建因地制宜的社区应急公共服务供给机制。因此，应厘清疫情防控中政府与社会的主体责任，充分发挥政府供给、社区自组织供给、社会力量供给与市场供给的合力，将应急服务事项进行分类供给，加强各服务供给主体之间的合作供给。通过发挥物流网和网络信息技术的功能充分保障物资生产供给，以减少疫情防控期间社区居民的必要性出行和聚集，加强社区便民服务的有效供给。再次，要重点强化社区医院与社区卫生室的应急服务功能，为缓解就医聚集困境和实现普通病正常诊疗提供支撑。[8]社区医院、卫生室服务功能的强化，一方面需要政府因地制宜的加大医疗卫生投入，及时补充医疗物资，及时换新老旧医疗设备，改善医疗环境。另一方面在医疗卫生服务队伍的构建方面也尤为重要，要根据不同社区医疗卫生机构的特点对医疗服务人员加强新冠肺炎专项处治技能的培训，包括防护设备的使用、轻症以及为重症病人的处置方式、必要的防护措施等，增强社区医院的自我防护能力和医疗卫生服务能力。
（二）加强“全民参与”式社区社会生活共同体建设
社区的自治性、群众性、广泛性可以与国家主导互为补充。[9]在社区疫情防控期间，不仅要求政府部门、街道干部要下沉，城市社区居委会、农村社区村委会等基层自治组织与各生活小区、物业公司、志愿者、社区居民、各类社会组织、专业社工等都要在社区应急管理与服务供给中发挥积极作用。通过建立真正的社区治理共同体和社区服务共同体，在常态化的治理环境下培养积极能动的服务环境氛围。首先，积极倡导社区居民和各类社区自组织、专业服务组织、志愿者组织参与社区公共服务供给。充分将各种新型力量纳入基层公共服务的参与渠道中，社会自组织力量也要不断强化自身的能力，在政府政策、资金的支持下加强学习，不断增强自身应对社会风险的服务技能，进而实现社区公共服务供给的有效性。在疫情严防严控的关
键时期，特别是要积极调动社区内部的专业社会力量，如专业性较强的社会工作者，以及具有一定经验的社区工作者、义工、志愿者组织等，他们对于如何提供心理疏导、情绪支持、家庭关爱、邻里互助、人际互动及社区服务等相对更个性化的服务工作内容更加熟悉[10]，能够为社区居民提供更加精准、专业的服务。其次，加强基层政府与社区自组织之间的互动。不仅包括在制定应急服务管理机制方面征求社区居民和社区自组织的建议，加强沟通和交流，也包括下沉到社区的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在社区服务工作中要适时抛弃在机关中的级别和身份，以社区服务协助者的身份投入服务工作，接受社区工作安排。再次，培养社区居民对社区社会生活共同体的认同感和责任感。通过创新社区公共服务供给的参与形式，不断拓宽沟通渠道，深度挖掘社区内部社会组织的内生资源，以多种形式将社区居民组织起来，共同投身于社区生活服务和事务协商等[11]，这正是紧急状态下形成公共服务有效供给的基石和条件。
篇二：疫情初期反映出什么公共管理问题
新冠疫情下公共关系的几点观察与思考
作者：侯向平来源：《国际公关》2020年第04期
2011年，奥尔多里和奥斯汀将健康公共关系定义为：为了影响健康态度、知识、行为和决策而对传播进行战略规划、策略实施和评估（Aldoory&Austin.2011）。面对疫情，在健康领域中的公共关系运用和实践，可以拓展到公共卫生领域，可以通过组织（个人）的具体动机和利益驱动的沟通实践与活动而得到体现，对其进一步思考需要得到公共卫生健康与公共关系等相关领域的理论创新与指导。
通过对公共卫生健康领域的观察，新冠疫情下公共关系实践具有以下“四新”的现实意义：
·促进明智的决策，改善健康，开创预防为主的卫生与健康新常态;
·建立和完善卫生、健康信念以及风险行为之间的关系，筑起公共卫生健康新防线;
·直接或间接地优化参与影响与健康信仰和行动的信息制作、传播及处理过程，构建科学、规范、运行高效的公共卫生协同新机制;
·注重公共卫生健康与公共关系及其相关社会学方面理论渗透研究和实践运用，创新公共卫生与疫情防控新系统。
有哪些专业人士活跃在这个领域呢？不同的国家体制和公共卫生管理体系可以有各种不同的回答。从专业或职业上分析：可以包括公共卫生健康管理者、医护工作者、健康教育者、健康传播从业人员、公共关系或媒体、宣传等从业人员，比如：
·在疫情期间，上海新冠肺炎医疗救治组组长、复旦大学附属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及其传播的一些“大白话”——“闷在家里就是战斗”、“你闷，病毒也给你闷死了”、“防火防盗防同事”……2020年5月，张文宏医生开微博了，仅两天半，粉丝数量100万+。
·2020年5月2日，北京市举行新冠疫情防控第100场发布会。新闻发布会以市民关注为导向，及时通报疫情变化，通报群众关切，传递信息，引导舆论;
·在某家医院，公共关系专业人员专注医院的声誉和整体沟通策略，努力說服当地媒体撰写一篇关于医院在治疗与公共卫生健康教育方面的努力以及取得的进展方面的专题报道;
·一些电视、广播等媒体开设的“职场健康”、“活到100岁”等公共卫生健康栏目，邀请医护工作者就观众、听众的感兴趣话题进行介绍与交流;
·一些政府、组织活动的组织者（包括相关社区）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支持促进新的保健和医疗服务，提高保健或医学研究组织的声誉，为患者、团体或政府运动开展宣传活动，宣传卫生政策的变化。
疫情当下，公共卫生健康传播及活动日益扩大，克雷普斯曾指出，公共卫生健康领域中的公共关系经常开展令人信服策略传播及促进运动，以帮助高危人群抵御严重的威胁（Kreps，2011年）。公共卫生健康领域中的公共关系在以下方面的作用与价值具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
·及时有效地传播更卫生、更健康信息：开展公共卫生健康社区活动、健康教育，包括医生或保健专业人员和患者之间的沟通（包括改善医患之间的关系）。比如：在北美及欧洲国家，有一些关于维生素D降低冠状病毒风险的新闻报道，社交媒体上最新的虚假信息是人们应该服用高含量的维生素D。然而，健康专家说，没有证据表明情况如此，英国国家卫生局指出：“维生素D过多会导致心脏问题、肾损伤和其他医疗状况。”
·为建立和巩固科学的公共卫生健康的态度、知识、行为和决策提供帮助：需要特别关注这个领域中一些“伪科学”的现象，如：“虚”信息（空洞、没有实际价值的信息）、“假”信息（没有科学依据和经过实证检验的信息）及为了商业及其他目的所炮制的“伪信息”（事实与宣传不符的信息）;2020年4月，张文宏就曾担忧：“很多假的信息假借我的名字传播出去，造成一个极大的困扰。”安迪·帕蒂森是世界卫生组织（WHO）数字解决方案的负责人，近年来，帕蒂森一直敦促Facebook等网络技术公司采取更积极的行动，打击有关线上传播及散布疫苗接种的虚假信息的行为，现在，他的团队花了很多时间在网上识别误导性的冠状病毒信息，并与Facebook、谷歌和YouTube联系，要求他们删除这些错误信息。
在环境不佳或民众健康普遍受到威胁的时候，人们对公共卫生健康议题给予前所未有的关注、担忧。随着新的人类病原体的出现，如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俗称SARS）、新冠肺炎等相继爆发，全球公共卫生健康的议题也日益具有挑战性，WHO、各国政府和组织进行了大量工作，其中包含指定、发布科学的、专业的、权威的公众关切的信息。社会及民众首要优先事项是不断改善和保证公共及自身卫生健康与安全，在这一内外环境下，为公共卫生健康领域中的公共关系的实践与运用提供了独特的发展空间，同时也提供了新的研究与分析的框架。
公共关系在公共卫生健康领域中的有效运用，需要面对并处理一些关系：
1、个人与公共性之间的匹配关系
个人健康问题，往往存在对及时互动和信息的高质量（主要是针对性和明确性）的迫切要求。通常，人们把他们的健康状况视为独特而个人化，但公共卫生健康领域可能关注的是那些具有共同特征，比如对于健康、治疗或预防有着共性的议题制定战略并采取行动，除此之外，这一关系还需面对以下任务的一些挑战，如：
·不断改变和更新公共卫生与个人之间的干预措施（如在一些城市开始实施的垃圾分类、就餐时使用公筷等）;
·扩大和提高、优化公共与个人之间有关卫生、健康的认知（旅游的人口流动及新城镇化建设的不断扩大，形成符合自身和家庭特点的健康生活方式）;
·公共卫生健康信息内容与受众的特点相匹配并采用最新的及最有效的传播技术与渠道（人口老年化程度与二胎政策的实施所产生新的变化及需求）。
2、患者与医疗组织之间的和谐关系
一般而言，公众特别是患者对于健康、治疗或预防的可能性有着共同的兴趣，这些人们常常处于充满希望与无望的脆弱状态并游离其中，对他们而言医疗组织就是希望，患者都希望尽早、简便、经济地得到有关“可知的、可理解的、可及时更新的”传播内容，通过这些信息以期解决或者缓解心理压力，并获得生命能有保护、疾病可以治疗的信心。
患者与医疗组织行为者之间在动机和利益等关系常常存在紧张性。例如，医疗组织推广其诊断成像—X射线、计算机断层扫描（CT）扫描或医学核磁共振成像，让患者了解自己的健康，然而，当在没有经过证明的临床理由的情况下使用以上医疗仪器检查时，当替代方式具有同样价值时，或者当患者接受不必要地重复扫描时，医学界的有些做法备受质疑。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制药公司开始物色、培养医生和其他受人尊敬的医学研究人员等主要意见领袖，不断帮助他们推广有关产品，受医疗机构的各种形式的影响，某些医生也成为了制药公司的“代言人”。根据塞尔策、加德纳、比查德和卡利森等开展的一项调查研究发现：结构性（专业、学科及表述方面）障碍和对不对称沟通策略的过度偏好，助长了不信任、愤世嫉俗（关系）和（引发）非常规行为。（Seltzer，Gardner，Bichard，&Callison，2012）。
3、线上与线下传播之间的互补关系
特别当公众面临令人不安的健康环境时，人们更喜欢在线的即时信息。2011年，福克斯指出：“那些患有慢性和罕见疾病的人更有可能上网寻找其他有类似健康问题的人”（Fox，2011年）。在新冠疫情下，公共卫生健康信息成为了最吸引人的话题。然而，通过数字传播等线上传播使得民众自我及群体性交流与沟通行动变得简单，也更容易保持公共卫生健康所要求的线下社交“安全距离”，社交媒体很好地适应了这类的传播需求。当下，被民众视为可靠的信息来源是那些充满活力的讨论论坛、微信、微博包括博客和wiki等在内的公共卫生健康网站，张文宏个人微博热议和高接受度也是一个佐证。
4、信任与道德之间的互动关系
面对那些倾向于选择性来宣传、激励或耸人听闻地宣传、推销的传播策略及其行为，越来越多的人可能质疑那些貌似具有说服力诉求中所含的道德、伦理的成分。这也增强了社会、专家、学者及公众对这一领域公共关系道德、伦理等方面的更多反思，特别是公共卫生的组织或行为者（如医院、保健组织、医疗器械制造商和制药公司）在灌输信心和试图建立信任的过程中采取更多地约束，比如：在涉及说服公众采用某些治疗或方式来诊断、医疗或预防疾病等方面的过程中的相互之间的信任与道德认同。否则，有可能会陷入另一个道德或者伦理上的困境。
篇三：疫情初期反映出什么公共管理问题
浅析公共卫生管理在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中的作用
摘要】随着社会经济水平不断发展，也推动我国公共卫生管理水平进步。在传染病防控工作中，公共卫生管理具有重要价值。了解传染病防控工作中实施公共卫生管理的效果，整合公共卫生管理力量，全面实施公共卫生管理相关措施，确保公共卫生管理工作更加全面化、科学化以及高效化。针对当前存在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实施公共卫生管理干预，促进疫情的有效管控。【关键词】疫情；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公共卫生管理；宣传；行政管理
2019新型冠状病毒由于2019年武汉病毒性肺炎病例而被发现，并于2020年1月12日正式被世界卫生组织命名[1]。当人体感染新型冠状病毒后，会出现发热、咳嗽以及呼吸困难等临床表现，严重者甚至会出现肺炎、急性呼吸综合征、肾衰竭等症状，从而导致病患死亡。由于疫情在短时间内快速传播，因此引发人们强烈关注。大型公共传染事件会对社会稳定以及经济发展带来不利影响，需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加以控制。传染病预防是进行传染病防控的基础，实施科学的措施进行疾病预防，不仅可保障人们生命安全，还可维护社会稳定以及经济发展水平[2]。一直以来公共卫生管理工作在传染病防控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但在针对不同传染病类型以及疾病严重程度，需采取相应的管理措施。对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采取何种公共卫生管理措施成为研究重点。一、公共管理力量1.1行政管理
在传染病防控过程中，政府部门起到重要作用，政府相关部分需依据传染病疫情合理进行财政、物资以及人力资源的调配，利用科学的方式有效配置资源，为战胜疫情提供保障。针对疫情初期，相关行政部门需发挥统筹作用，积极做好防范措施，充分调动各个部分实施疾病预防以及治疗，科学、合理的安排各部分工作，将感染者及时隔离，避免传染源在人群中大规模扩散[3]。政府部门需密切监测疫情发展情况，依据疫情发展实际阶段实施相应的管理措施，确保防控措施操作科学性以及针对性。监督部门需做好对相关行政部门的监督作用，防止出现相互推脱以及责任不明等情况。同时，政府部门还需加大宣传力度，及时把控舆论动态以及澄清谣言，通过官方渠道向人们宣传传染病有关内容，确保人们可接收到正确、真实的传染病信息。1.2法律法规
在传染病防控工作中，法律法规是开展工作的重要依据。针对不同传染病类型需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虽然当前我国在传染病防控方面已经构建相关法律体系，对有关部门进行责任划分、工作指导以及工作监督，但部分法律法规仍然存在缺陷，需结合传染病实际工作内容进行逐渐完善，进而有效提升相关部门工作效果，同时对感染者自身正当利益进行合法保护。1.3媒体
在网络技术快速发展的情况下，媒体在人们社会生活的多方面均发挥一定影响。由于媒体具有传播速度快、传播面广以及影响力大等特点，将其应用于传染病防控中，一方面有利于政府部门及时了解疫情防控情况，并为制定下一步防控措施提供依据；另一方面还可使人们群众及时了解疫情情况，促使其有效做好相关防护措施[3]。例如：当武汉爆发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后，借由媒体及时、正确播报，增强全国人民自我防范意识，同时利用媒体进行有效宣传，有利于政府部门更好的开展防控工作。但是作为媒体工作人员，在传染病疫情播报时，需具备较
高的职业素养，保障播报内容真实、有效，以便人们及时获取有效信息，有利于其自身防护。二、传染病防控工作中公共卫生管理内容2.1提升工作水平、优化防控体系
在传染病防控工作中，有关部门需不断总结经验，并对工作方法进行有效整改，对于领导部分需牢固树立整体观念，依法实施宏观调控，合理调配防疫工作人员以及防疫物资。加强各部门之间沟通，通过分享防疫经验，持续优化防控体系。2.2强化疫情宣传工作
各地区人民群众文化水平存在一定差异，因此对传染病认知水平也有所不同，当发生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时，若其无法及时、有效的获取正确信息，极易因谣言而产生焦虑、紧张等不良情绪，不仅不利于社会稳定，还会影响传染病防控工作的开展。因此，强化疫情宣传力度，为广大人民群众普及疫情相关知识，教授其正确的自我防护措施，通过勤洗手、佩戴口罩以及减少密切接触等措施，提升人民群众自我保护意识[4]。2.3加大药品研发投入
对于新型传染病类型，药品研发以及使用不仅需要丰富物资保障，对研究人员技术水平也提出一定要求。当前，针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尚未研制出特效药物，针对医药人才缺乏情况，需增加医药科研投入，培养高技术人员，提升药品研发能力。2.4加强制度化建设
在传染病防控工作中进行公共卫生管理，需要加强制度化建设，确保有关部门可严格依据工作中心开展工作，通过制度对其工作进行约束，并制定合理的传染病防控工作措施以及要求，全面提升传染病防控工作水平[5]。三、小结
传染病属于重要的公共卫生事件，在其防控工作中实施公共卫生管理，有利于提升传染病防控质量。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中实施公共卫生管理，从当前传染病防控效果来看，具有较高的临床意义，但在管理工作中仍然存在部分缺陷，还需深入研究并不断完善，进而推动我国传染病防控工作发展。参考文献[1]杜永浩,金晨望,杨健,等.家庭聚集性早期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临床与CT表现的初步探讨[J].西安交通大学学报（医学版）,2020,41(3):435-438.[2]于晓璐,胡月.浅谈公共卫生管理应用在传染病预防中的应用策略[J].中国卫生产业,2019,16(36):53-54,57.[3]蒋伟,徐畅,陈宇.传染病预防工作中公共卫生管理的作用分析[J].中国卫生产业,2018,15(1):136-137.[4]白剑云,苗阿舍.研究公共卫生管理在传染病预防工作中的重要作用[J].世界最新医学信息文摘（连续型电子期刊）,2018,18(66):192.[5]袁凤莲.公共卫生管理在传染病预防中的定位与干预[J].中国卫生产业,2019,16(4):161-162.
篇四：疫情初期反映出什么公共管理问题
此次疫情中发生的几起突出事件如大理截留口罩事件少数基层政府暴力执法个别发热人员突破封城回京等严重危害公民权利反映出了部分政府官员长官意识浓厚民主法治意识缺乏同时也反映出了缺乏对政府权力必要的规范化制度化的权利约束与责任追究机制从而导致部分官员滥用权利违法成本较低责任意识民主法治意识淡薄从而阻碍政府公信力的提制度化的公众参与渠道有限或效果欠佳在当前的理论与实践均证明通过依托社会组织既可以降低公众参与社会治理的成本又可以提高其参与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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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下我国地方政府公信力的思考
作者：惠画画来源：《现代商贸工业》2020年第16期
摘要：我国此次新冠疫情爆发引发了一些问题，对政府公信力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从政府公信力的内涵和疫情中暴露的政府反应和信息披露相对滞后、权力约束和责任追究制度的缺乏、制度化的公众参与渠道有限或效果欠佳问题等方面，对地方政府公信力进行了思考，并相应的提出了提升政府公信力的建议，从而促进地方政府公信力的提升，进而促进地方治理能力的提升。
关键词：地方政府公信力;信息披露;公众参与;权力约束
0引言
无论是我国古代的行政诚信，还是西方社会的契约论，都可以看到政府公信力的思想和影子，也反映出政府公信力的重要性。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了国家安全的战略地位。特别是当前整个世界的不确定性增加，公共危机事件频发，如何积极有效应对危机，是当前政府公信力建设的重要内容。
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为我国带来了巨大的发展与进步，这其中有经济建设的巨大成就、自身文化影响力的逐步提升、民主法治的不断推进、全球化参与度的进一步提高，我国在整个世界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然而，近年来，伴随着国际及国内各种不确定性的增加，我国所处的国内外环境复杂多变，各种公共危机事件频繁发生，特别是今年年初武汉疫情的爆发，这是我国继“非典”之后的又一次公共卫生突发事件，此次疫情的爆发对我国经济、社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也对地方政府的公信力提出了挑战，对地方治理提出了新的要求。我们必须要站在一个全局、全过程的角度去思考疫情对政府公信力的造成的影响和其中反映出来的问题与不足，并由此进行深入的思考，不断改进，以期提升地方政府的公信力。
1文献综述
公共危机是众多危机中的一种，具有突发性、紧急性、不确定性、公共性。夏书章（2013）将公共危机定义为会影响社会正常运行、损害社会公众利益、引发社会恐慌，需要政府公共部门的采取紧急应对措施的危险境况与非常事态。陈永国和钟杨（2012）强调了政府主动的公共服务及管理与政府与公众对政府公信力的评价之间的互动关系，通过二者协调互动促进政府公信力的建立。夏志有（2014）以具体事件为切入，从网络舆情的视角分析，通过构建回应型政府以提高政府公信力。李曉燕（2020）认为通过形成强有力的政务诚信约束机制，加强诚信教育，强化信息公开，提高政务人员的综合素质来提升政府公信力。综合来看，政府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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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力是指在政府在行政行为过程中，凭借其自身良好的行为方式与素质，树立良好形象，以提高公众满意度和认可度，确保政府行政的合法性。
综上，公共危机以其发生的不可预测、影响的公共性对政府治理公共危机提出了要求与挑战。快速、高效的应对危机并减轻其对社会的负面影响既是政府公共服务职能的体现，又彰显政府的良好形象，同时对政府公信力与治理能力的提升有重要意义。
2政府公信力的内涵
政府公信力反映了社会公众对政府行为的满意程度和对政府的信任程度，涉及两个主体：一方为信用方，即政府，一方为信任方，即社会公众。沟通政府与社会公众的桥梁并非是上传下达的单行线，而是双向的，既有公众积极、主动、高效的参与，也有政府自觉、主动、有为的行为，二者缺一不可，同时，桥梁的宽度和承载度也是政府公信力的重要因素。
政府公信力关系到其合法性的问题，对于社会经济的稳定和发展、政府治理能力的提升以及国家治理现代化有重要意义。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中明确指出要提高政府公信力，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这既是我国推进民主法治建设的重要体现，也是我国进一步推进民主法治建设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3针对此次疫情，对我国地方政府公信力的思考
3.1疫情中暴露的问题
3.1.1地方政府反应和信息披露相对滞后
当疫情发生时，相较于公众，政府必然会处于绝对的信息优势地位，此次疫情正值春节前后，地方政府难免会在“稳定”与“信心公布”之间犹豫，其结果也必然是“稳定压倒一切”，从而导致相关信息的披露不及时。而且，特别是近年来随着互联网新媒介的广泛使用，众多社会公众通过网络参与到社会治理之中，进而产生了一些网络群体性事件，而根据对这些群体事件的政府回应的调查发现，多数政府对其持不主动、不积极回应的态度。此次疫情也不例外，武汉市卫健委也因此遭到公众的强烈批评。
本身的信息不对称叠加地方政府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利益主体的自身利益追求，必然导致政府反应迟缓与信息披露滞后，从而降低了地方政府公信力。
3.1.2缺乏规范化、制度化的政府权力约束机制和责任追究机制
“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有、权为民所用”要求政府必须能够代表公民的意愿、政府决策必须体现公民利益，政府官员的权利必须受到约束和限制。此次疫情中发生的几起突出事件，如“大理截留口罩事件”“少数基层政府暴力执法”“个别发热人员突破‘封城’回京”等，严重危害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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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权利，反映出了部分政府官员长官意识浓厚，民主法治意识缺乏，同时也反映出了缺乏对政府权力必要的规范化、制度化的权利约束与责任追究机制，从而导致部分官员滥用权利、违法成本较低，责任意识、民主法治意识淡薄，从而阻碍政府公信力的提升。
3.1.3制度化的公众参与渠道有限或效果欠佳
在当前的理论与实践均证明，通过依托社会组织，既可以降低公众参与社会治理的成本，又可以提高其参与效能。此次疫情中，我们可以看到微博、微信公众号等网络渠道是民意表达的主场，且多以公民个体及自媒体参与为主。由于网络上信息繁杂，鱼龙混杂，加之社会公众的文化素质水平、辨别能力参差不齐，通过网络渠道的民意表达容易受到某些别有用途的个人或组织利用，扭曲民意原本真实的意愿表达，从而造成舆论“一边倒”的现象。我国现有的一些社会团体、人大代表更多的扮演了一种“上传下达”的“桥梁”功能，其单向性特征明显，缺乏与社会公众的密切联系，在此次疫情中，这两者发挥的作用就显得有些不足。
这一方面反映出了当前我国社会公众民意表达的自主性社会组织的供给缺乏，从而导致公众意愿表达的分散与无序参与。分散化的民意表达难以引起关注，而无序参与又会导致网络暴力与冲突。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了规范的、制度化的舆论表达渠道的缺乏，这都不利于民意的顺畅表达。
3.2地方政府公信力的建设的思考
3.2.1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坚决破除“官本主义”
地方政府必须始终坚持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不断强化自身的责任意识，为此，必须从制度上和思想上两大方面作出努力，即改革地方政府的评价机制，将公众的满意度纳入政府考核指标体系，并逐步成为硬指标，倒逼政府改革;加大对政府官员的思想教育，培养官员的责任意识和人本意识。
政府应当将民意放在一个突出的位置，关注舆论，敬畏民意，积极回应社会关切并将其作为政府决策和行为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社会的发展要稳定，但是稳定更需要高质量，简单粗暴的“以堵维稳”，并不会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反而就会让公众对政府堆积起更多的不满，唯有不断地疏通，“以疏维稳”，增强信息的透明度，才是政府的应有之策。透明不会带来恐慌，恐慌的根源在于真相的缺席，十七年前的非典带给我们深刻的教训，而今年的新型肺炎再一次让我们付出沉重的代价，向我们发出警告。唯有政府始终坚持实事求是、以人为本，才不会让类似的事情再次上演，更不会使得政府公信力崩塌，陷入“塔西佗陷阱”。
3.2.2建立健全责任追究制度，加强社会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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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健全责任追究制度在任何时候都极为重要，在我国，官本思想由来已久，权力和利益息息相关，不少政府官员为了政绩、自身私利不惜铤而走险，从某种程度来说还是违法成本较低的原因。必须建立健全并严格落实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完善纠错问责机制，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
同时，在我国，社会监督机制的不健全，效率低等因素也是导致官员过分追求自身“理性”而忽视公众利益的重要原因，必须加强包括公众、媒体等的社会监督，提高社会公众监督的积极性。我们必须在追責与社会监督上下大功夫，以制度约束权力，以权力制衡权力，有效规范和约束政府权力，提高政府公信力。
3.2.3拓宽公民有序参与的渠道
促进自主的公民社会组织的发展。在促进地区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方面，政府与公民社会组织都是不可或缺的，我国公民社会组织发展的时间较短，存在很多的不完善之处，地方政府应当发挥积极引导的作用，简化相关组织的批准设立程序，减少对其发展的一些不合理限制，正确认识其在社会稳定和发展中扮演的积极作用，鼓励公众通过正当渠道参与其中，为公众社会组织的发展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从而提高公众参与积极性;加强人大代表与社会公众的密切联系，健全相应的联系机制，提高“代表人民”的意识，从而才能使人大代表更多更好的扮演“表达民意”而非“上传下达”的角色，密切与群众的关系，从而促进公民参与，提高政府公信力。
公民有序参与社会治理的渠道，是沟通政府与社会公众的桥梁，作为政府公信力重要因素的桥梁，必须有足够的宽度与承载度，这就要求政府一方面要不断拓展公众参与社会治理的渠道，另一方面还要提高自身对社会上不同声音和观点的容忍度，“只听一种声音”的政府不是好的政府，“只听一种声音”的治理，不是好的治理。只有形成政府与公众的良性互动，才有助于提高政府公信力，促进地方治理能力的提升。
4总结
地方政府在政府公信力建设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特别是在我国这样多层级政府管理体制、人口众多、地域广阔、地区差异较大的背景下，地方政府特别是基层地方政府，下承社会公众，上承上级政府，在政府公信力建设中的作用至关重要。
政府公信力的提升，必须从其涉及的两方，即信用方和信任方以及中间的桥梁三个方面入手，既要关注到深层次制度设计与规范，又要关注到意识层面的认识。坚持民主法治、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从政府与社会公众两方入手，提高政府的人本意识、服务意识，提高社会公众有序参与的积极性，建设自觉、主动、有为的政府，推动社会公众积极、主动、高效的参与，并不断拓宽公众参与治理的渠道，从而不断推进政府公信力的提升和地方治理的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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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1]俞可平.走向善治[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6.[2]夏书章.行政管理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3]张紧跟.公民参与地方治理的制度优化[J].政治学研究，2017，（6）.[4]霍登煌.试论我国政府公信力的现状及提升路径[J].行政科学论坛，2019，（4）.[5]郁建兴.中国地方治理的过去、现在与未来[J].治理研究，2018，（1）.[6]温志强，李永俊，高静.跨越塔西佗陷阱：全媒体时代网络群体性事件中的政府官微话语权构建[J].管理学刊，2019，（5）.[7]孙晓娟，王青梅.公共危机事件中政府公信力困境与应对的思考[J].知与行，2019，（3）.[8]陶传芳，杨剑.新媒体时代地方政府公信力的提升路径[J].安徽行政学院学报，2019，（3）.[9]陈永国，钟杨.公共服务、政府管理对政府公信力的影响——中国城市政府公信力问题的调查研究[J].上海交通大学（哲学社会科学），2012，（3）.[10]夏志有.反思与重构：网络舆情视域下地方政府公信力研究[J].山东社会科学，2014，（8）.[11]李晓燕.加强诚信政务建设提升政府公信力[J].实践（思想理论版），2020，（2）.
篇五：疫情初期反映出什么公共管理问题
首先上下级的领导失误是显而易见的在非典病例在全国发现多起之后国家级别的部门是具有极高危机感的但传达到地方的却是应对一次普通流感的讯息一方面传达指示的领导工作存在重大失误另一方面领导机关的监督也存在巨大漏洞因为地方公共管理部门为了部门与个人政绩往往谎报疫情以粉饰太平这恰恰反映了上级没有进行有效的监督才会使非典在地方没有得到充分重视结果错过了第一预防时间造成巨大损失
从管理的四个方面看非典中公共管理存在的问题
摘要:针对中国公共管理部门在非典中的表现,从管理学四个方面内涵分析中国公共管理存在的问题及改进与提升空间。关键词:计划、组织、领导、控制、公共管理。
作为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中国本土面临的最大危机，非典作为世纪之初的最大灾难虽然已经过去，但这次公共危机，损失之大、死亡人数之多，却仍让我们心有余悸。这当然主要归咎于灾难的不可预知性与巨大的破坏性，但在传染病可控制范围之内，中国公共管理部门并没有有效发挥自身职能，实施有效管理，从而在最大程度上减少伤亡与损失。在非典时期的公共管理，是否在管理学的理论范畴内做到了有效管理，这一点是本篇论文将要探讨的核心问题。
我们从管理学的角度看待这次公共管理应对危机是否做到有效管理，就应当先明确“管理”的四大核心要素或是步骤，即“计划、组织、领导、控制”这四个方面。以下论述将以这四个方面为切入点逐个分析。
•计划：我们在非典事件发生过程中即便发生问题，往往会首先想到公共管理部门应急能力不足、相关人员应急水平不够等原因，事实上这样看问题是把复杂问题简单化了，是一种逃脱责任的思维。首先能力水平本身是循序渐进提高的，这也就意味着因能力水平不足而造成的过失，在主观上错误不大，可以原谅，这使得相关部门为自己的失职找到了借口。然而事实却是，表面上能力水平的不足，其背后是一个机制、系统的缺失问题，这涉
及到在危机发生之时，相关公共管理部门是否有紧急预案可供采纳、是否有足够的资金人员迅速到位，而这一切，实际上都有赖于计划的制定。在非典中我们可以发现对公共卫生、疾病防治的预防控制、卫生事业单位人才培养机制、公共事业财政拨款机制、公共管理危机法律体系都存在或多或少的缺失，没有计划，在应对非典危机的时候手忙脚乱，这也就造成了非典传染开始之初全国的慌乱状况，而这些状况通过提前计划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组织：管理学上的组织包含名词与动词两种解释，它既指基于某一共同目标、围绕某一核心使命任务、由多个功能相关的个体遵循一定的规章制度、按照一定的责权关系有机组合而构成的系统，又指通过安排实现目标的过程，它的核心在于以下几个名词：目标、规章、协调。而非典时期的公共管理，在这三个方面都出现了巨大的问题。首先是目标，某些地方政府在制定紧急工作部署时，将工作核心放在了“如何使非典疫情信息不外泄”上而非尽最大可能避免群众伤亡，这一点无论从管理的科学性还是人权角度都应当受到严肃批评并承担相应责任。再言规章和协调，因其二者相伴而行，规章有效自然有机协调，但事实是，在非典中由于相关规章的缺失，卫生监督与疾病控制制度存在职能交叉却又互相踢皮球的现象，机构定位不准，政出多门，责任主体不明确最终因缺乏持久的统一协调，导致效率低下和严重的资源浪费。
•领导：这里的领导较之管理学中所说的领导有一定的差异，
但在领导的目标导向上是一致的，即通过指导被领导者，最大限度地致力于组织目标的实现。在非典中涉及到领导的，主要有两层，一为上级公共管理部门对下级公共管理部门的领导，另一方面是公共管理部门对公众的领导。首先上下级的领导失误是显而易见的，在非典病例在全国发现多起之后，国家级别的部门是具有极高危机感的，但传达到地方的，却是应对一次普通流感的讯息，一方面，传达指示的领导工作存在重大失误，另一方面，领导机关的监督也存在巨大漏洞，因为地方公共管理部门为了部门与个人政绩，往往谎报疫情以粉饰太平，这恰恰反映了上级没有进行有效的监督，才会使非典在地方没有得到充分重视，结果错过了第一预防时间，造成巨大损失。而公共管理部门对群众的领导更是处于一种无序状态，这样的领导机制最终使得非典疫情一定程度上到达了不可控的状态。
•控制：管理学上的控制强调的是对活动过程中出现的偏差予以纠正从而确保活动按计划实施，如果说疫情还勉强可以作为自然不可逆因素而逃避承担控制不当的责任，那么非典时期的谣言控制不当对公共管理部门来说绝对难辞其咎。政绩主义、愚民思想的泛滥使得多个地方对于非典疫情的实际情况采取新闻封锁的形式，结果民众没有得到正确信息以及时预防，造成疫情进一步扩散，而言过其实的谣言没能得到相关部门的有效控制，使得民声四起，人心惶惶，社会秩序遭到破坏，在那样一个疫情调控的关键时期，任何来自外界的干扰都是对生命的间接伤害，类似
于保定非典谣言之类的例子在全国不断涌现，公共管理部门的谣言控制系统对此应该承担主要责任。
在针对非典时期的公共管理失职现象的阐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从计划、组织、领导、控制等各个方面，从人员、物资、信息等各个要素，甚至从理论到实践的各个过程，公共管理部门在应对非典的疫情时所变现出的不成熟、不完善对其形象建设的打击是毁灭性的。好在经过十几年的完善与进步，中国的公共管理事业逐步走上科学管理的轨道，逐步走向成熟完善，希望在公共管理理论与管理学思想的有效指导下，中国公共管理部门的管理之路能愈走愈通顺。
参考文献：1、黄健荣《公共管理导论》，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12月第1版2、朱华桂李世雄《管理学》，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10月第1版
篇六：疫情初期反映出什么公共管理问题
一、了解的基本情况
通过摸查统计，发现各区县按照国家和省市各级要求，将加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疫情处置工作，当作一项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来抓，进一步加强组织领导，强化政治担当，迅速行动，落实各项责任，狠抓联防联控，防控工作全面铺开，取得积极成效。
1、责任落实到位。各区县认真组织各镇(街道)及有关部门对从武汉返济人员进行全面排查，建立信息互通机制。有关部门、各镇(街道)按要求组织人员深入乡村、社区、宾馆、酒店等开展排查，切实查找和确定传染源，最大程度控制和减少传染源。对已在XX的重点地区来济人员，加强社区排摸，动员引导来济人员主动报告。加强疫情防控重点地区来济人员管理，严格实行居家或集中隔离观察14天的要求。
2、管控措施到位。各区县公安配合卫健委、交通等部门严格做好道口监测，在全市机场、火车站、汽车站及所有进入XX的公路道口，对重点地区来XX航班、车次及过往社会车辆所载人员开展体温测量及相关信息登记工作。各村委会普遍在出入口设立岗哨，24小时派人值班。对发热人员采取临时隔离、转送定点医院等措施。各区县发通知要求全部取消春节期间集体性活动，暂停畜禽交易、屠宰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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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宣传动员到位。深入居委会、村委会进行广泛宣传动员，利用流动宣传车、电视台、广播、网络公众号、村委大喇叭等各种形式，加大对防疫知识宣传力度，引导居民科学防控。加大监管力度，及时处置不良舆情，防止不良炒作。普遍印发《致武汉返乡人员的一封信》等宣传材料，及时发布疫情现状，有效回应社会关切，科学引导社会舆论。指导开展疫情监测、病例排查等工作，落实“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诊断”措施，公众号逍遥文稿整理，防止疫情流入扩散。随访察看的XX街道院后村有两名武汉返乡人员，在村口和该村民家门口均悬挂醒目横幅进行提示，并有专业人员在该村街道上进行喷雾消毒，XX的检查员也对未佩戴口罩的居民进行提醒和劝告。
二、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1、防护物资严重不足。各区县均反映工作人员医用口罩、防护服、护目镜、手套、消毒液、测温仪等防疫物资短缺，而且买不到。尤其是担负重要防控职责的卡口的工作人员缺少专业防护，一般只有一个口罩，存在感染风险。
2、人员摸查工作可能存在漏洞。对从湖北(武汉)地区进入人员信息摸查的渠道，现在主要是依靠公安系统查询身份证和村居上报的情况，有的区反映，摸查的xxx人中，公安渠道提供的仅为xxx人，其余都是村居上报，准确性和全面性难以保证。有的对全省防疫工作会议召开之前的返乡人员及密切接触者排查不严。在高速公路出入口管控上，有的对非湖北籍外来车辆没有实行严格管制。
3、专业知识和专业力量不足。部分区县反映专业疾控力量不足，社区工作人员缺乏相应的疾控专业知识和技能。部分市民自我防护意识和防疫措施不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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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一些地区已采取防疫措施，但居民戴口罩的比例并不高。公共场所医疗废物收集箱和收集袋较少，处置各种医疗废物不规范。
4、基层防控工作不平衡。农村与社区的疫情防控工作不平衡，普遍农村工作比较到位，有的社区工作不够到位。个别村镇因没有近期从武汉返回的人员，防疫措施不严格。在村居出入口管理上，有的比较严格，有的宽松，有的配备了温度计，有的则没有。
5、有的区反映警力不足。XX区反映高速路口和市际间交通路口较多，警力不够。巡防发现个别高速公路下口由于检查人员不足，检查相对缓慢，导致车辆积压严重。
6、部分市民存在心理恐慌。具体表现为囤积生活和医用物资。
7、专业指导上需要加强。如，对超过14天潜伏期的人员该如何管控，暂没有指导意见。
三、几点工作建议
1、加强物资供应，除做好防疫物资保障以外，加大生活物资保障供应力度，加强市场管控，对囤积居奇、造谣生事等违法行为予以坚决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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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迅速制定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病人就诊医疗处置规范流程，立即下发各单位执行，组织专业力量指导医疗机构对发现的发热人员做好规范处理。
3、充分利用大数据功能与人工落实网格化管理和入户排查、登记等防控措施相结合，在防疫各环节实现大数据共享。充分发动人民群众，丰富疫情举报手段，更好发挥群众对疫情监督的主观能动作用，发起一场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
4、做好返城高峰的准备。制定企业、机关、单位、写字楼等人群密集场所的防控工作预案。
5、要做好舆情控制和引导工作，通过及时发声和积极行动，回应群众疑惑，最大力度消除民众恐慌，让人民感受到党委政府的有力措施和坚定行动，增强全社会打赢防疫攻坚的决心和信心。
昨天，副市长周峰前往市农业农村局参加相关例会，并通过视频连线各镇(园区、街道)，调度疫情防控工作。
会上，周峰认真听取前阶段各镇(园区、街道)疫情防控工作汇报，详细了解各地开展疫情防控工作、推进群防群治“五五”行动的具体措施、存在问题以及相关建议。面对疫情防控形势，连日来，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大排查力度，织密排查网格，重点加强网格化排查、出租房排查、进村道口路口管控、教育引导等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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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同时，严格卡点设置，通过设卡严查与常态巡查相结合，及时劝阻人员集聚，实时掌握流动人口情况。此外，通过广播播报、公开栏张贴、微信群发、横幅展示等多种途径，加强疫情防控宣传，全方位、多角度、立体化开展防控工作。
周峰表示，当前是疫情防控的关键时期，必须进一步把疫情防控工作做深做细做扎实。他要求各地各部门要以问题为导向，针对农村地区的特点，进一步梳理薄弱环节，落实精准举措，带领群众落实好各项防控措施。要抓住重点，发挥网格化管理作用，加强社会面排查力度，及时掌握辖区人员流动、健康等情况，强化应急信息报告工作，进一步加强农村地区疫情防控工作的统筹协调，同时加强工作人员自我防护，凝聚起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的强大合力。
一、区疫情防控督查暗访中发现的问题：
扫码工作人员漏岗情况、生活采买及生活垃圾无人负责、未带专用标识、未发放消毒液、体温计、隔离人员和其他家人住东西屋，双方可以自由活动，其他家人未登记未隔离未管控、村部大喇叭损坏。
二、具体整改措施：
篇七：疫情初期反映出什么公共管理问题
从管理的四个方面看非典中公共管理存在的问题
摘要:针对中国公共管理部门在非典中的表现,从管理学四个方面内涵分析中国公共管理存在的问题及改进与提升空间。关键词:计划、组织、领导、控制、公共管理。
作为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中国本土面临的最大危机，非典作为世纪之初的最大灾难虽然已经过去，但这次公共危机，损失之大、死亡人数之多，却仍让我们心有余悸。这当然主要归咎于灾难的不可预知性与巨大的破坏性，但在传染病可控制范围之内，中国公共管理部门并没有有效发挥自身职能，实施有效管理，从而在最大程度上减少伤亡与损失。在非典时期的公共管理，是否在管理学的理论范畴内做到了有效管理，这一点是本篇论文将要探讨的核心问题。
我们从管理学的角度看待这次公共管理应对危机是否做到有效管理，就应当先明确“管理”的四大核心要素或是步骤，即“计划、组织、领导、控制”这四个方面。以下论述将以这四个方面为切入点逐个分析。
•计划：我们在非典事件发生过程中即便发生问题，往往会首先想到公共管理部门应急能力不足、相关人员应急水平不够等原因，事实上这样看问题是把复杂问题简单化了，是一种逃脱责任的思维。首先能力水平本身是循序渐进提高的，这也就意味着因能力水平不足而造成的过失，在主观上错误不大，可以原谅，这使得相关部门为自己的失职找到了借口。然而事实却是，表面上能力水平的不足，其背后是一个机制、系统的缺失问题，这涉
及到在危机发生之时，相关公共管理部门是否有紧急预案可供采纳、是否有足够的资金人员迅速到位，而这一切，实际上都有赖于计划的制定。在非典中我们可以发现对公共卫生、疾病防治的预防控制、卫生事业单位人才培养机制、公共事业财政拨款机制、公共管理危机法律体系都存在或多或少的缺失，没有计划，在应对非典危机的时候手忙脚乱，这也就造成了非典传染开始之初全国的慌乱状况，而这些状况通过提前计划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组织：管理学上的组织包含名词与动词两种解释，它既指基于某一共同目标、围绕某一核心使命任务、由多个功能相关的个体遵循一定的规章制度、按照一定的责权关系有机组合而构成的系统，又指通过安排实现目标的过程，它的核心在于以下几个名词：目标、规章、协调。而非典时期的公共管理，在这三个方面都出现了巨大的问题。首先是目标，某些地方政府在制定紧急工作部署时，将工作核心放在了“如何使非典疫情信息不外泄”上而非尽最大可能避免群众伤亡，这一点无论从管理的科学性还是人权角度都应当受到严肃批评并承担相应责任。再言规章和协调，因其二者相伴而行，规章有效自然有机协调，但事实是，在非典中由于相关规章的缺失，卫生监督与疾病控制制度存在职能交叉却又互相踢皮球的现象，机构定位不准，政出多门，责任主体不明确最终因缺乏持久的统一协调，导致效率低下和严重的资源浪费。
•领导：这里的领导较之管理学中所说的领导有一定的差异，
但在领导的目标导向上是一致的，即通过指导被领导者，最大限度地致力于组织目标的实现。在非典中涉及到领导的，主要有两层，一为上级公共管理部门对下级公共管理部门的领导，另一方面是公共管理部门对公众的领导。首先上下级的领导失误是显而易见的，在非典病例在全国发现多起之后，国家级别的部门是具有极高危机感的，但传达到地方的，却是应对一次普通流感的讯息，一方面，传达指示的领导工作存在重大失误，另一方面，领导机关的监督也存在巨大漏洞，因为地方公共管理部门为了部门与个人政绩，往往谎报疫情以粉饰太平，这恰恰反映了上级没有进行有效的监督，才会使非典在地方没有得到充分重视，结果错过了第一预防时间，造成巨大损失。而公共管理部门对群众的领导更是处于一种无序状态，这样的领导机制最终使得非典疫情一定程度上到达了不可控的状态。
•控制：管理学上的控制强调的是对活动过程中出现的偏差予以纠正从而确保活动按计划实施，如果说疫情还勉强可以作为自然不可逆因素而逃避承担控制不当的责任，那么非典时期的谣言控制不当对公共管理部门来说绝对难辞其咎。政绩主义、愚民思想的泛滥使得多个地方对于非典疫情的实际情况采取新闻封锁的形式，结果民众没有得到正确信息以及时预防，造成疫情进一步扩散，而言过其实的谣言没能得到相关部门的有效控制，使得民声四起，人心惶惶，社会秩序遭到破坏，在那样一个疫情调控的关键时期，任何来自外界的干扰都是对生命的间接伤害，类似
于保定非典谣言之类的例子在全国不断涌现，公共管理部门的谣言控制系统对此应该承担主要责任。
在针对非典时期的公共管理失职现象的阐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从计划、组织、领导、控制等各个方面，从人员、物资、信息等各个要素，甚至从理论到实践的各个过程，公共管理部门在应对非典的疫情时所变现出的不成熟、不完善对其形象建设的打击是毁灭性的。好在经过十几年的完善与进步，中国的公共管理事业逐步走上科学管理的轨道，逐步走向成熟完善，希望在公共管理理论与管理学思想的有效指导下，中国公共管理部门的管理之路能愈走愈通顺。
参考文献：1、黄健荣《公共管理导论》，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12月第1版2、朱华桂李世雄《管理学》，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10月第1版
篇八：疫情初期反映出什么公共管理问题
常态化疫情防控时期公共危机协同治理的府
际关系
作者：胡建华唐继晨来源：《领导科学论坛》2021年第12期
摘要：当前，我国进入常态化疫情防控时期，政府应对突发性公共危机更趋向于采用多元主体的协同治理方式，政府治理模式的转变也促进我国府际关系的发展。文章在综合国内学者对危机治理过程中府际关系研究的基础上，对我国公共危机协同治理过程中的府际关系从纵向、横向和斜向三个维度进行了分析，指出当前我国府际关系由于行政区域的条块分割、过度竞争协作不足、模式僵化协调不畅和究责困难补偿欠缺等原因导致发展陷入困境，进而提出了我国府际关系发展的新常态，即打破纵横定向关系、构建府际协作关系、发展跨域借调关系和推进协同法治关系，为研究我国政府行为和政府关系提供借鉴。
关键词：常态化疫情防控；公共危机；协同治理；府际关系；府际责任
中图分类号：D63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5103（2021）12-0005-08
基金项目：江西省高校人文社科课题“跨区域公共危机协同治理的驱动因素、实践特征与升级路径研究”（GL19126）。
一、问题的提出
新冠肺炎疫情是一次重大的突发性公共危机，除了具有传统的破坏性、延时性、突发性、流动性等特征外，跨地域性、跨政治性等特征也较为凸显。从我国应对本次公共危机的实践来看，协同治理是我国政府的主要选择。危机治理的第一责任主体依然是政府，中央政府统筹协调下的府际合作和多元主体的协同参与，是此次疫情在短时间内得到有效控制的关键助力[1]。可见，政府在公共危机协同治理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极为关键。疫情防控过程中的府際关系主要涉及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关系和地方政府间的关系，表现为中央政府的领导和地方政府的配合的纵向府际关系，以及地方政府间相互协同合作的横向府际关系。当前，我国已进入常态化疫情防控时期，各类公共危机的防治仍然是政府工作的重点，而公共危机协同治理中的中央政府领导与府际合作依旧是带领我们战胜公共危机的制胜法宝，厘清公共危机协同治理中的府际关系显得尤其重要。
“府际关系”（IntergovernmentalRelations）又被称为“政府间关系”，其概念的提出始于20世纪30年代，源于美国政府间频繁的互动过程，一直以来作为政治学的主要研究对象，带有合作性、挑战性、复杂性等特点。公共危机协同治理中的府际关系（政府间关系）是指在公共危机协同治理过程中，中央、各级地方政府和政府内各部门之间的双方或多方的权责划分、合
作竞争、交流互动等行为持续的状态关系。其实质是政府间以契约或援助的方式形成的一种互惠互助的协同合作关系及权责关系。
府际关系的远近亲疏取决于各个行政主体对彼此资源的需求程度和行政目标是否一致[2]。陈淑伟提出了府际关系在应急行动中的重要性，即在多元参与的应急响应行动中，行动者之间关系的协调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该行动的效率和效果[3]。而当前，政府间跨区域、跨层级、跨部门的合作与协调，越来越成为突发事件应急响应的基本需求。崔松虎等从环境治理的角度出发，提出区域性公共危机的协同治理应形成伙伴型的横向府际关系，并且着重于发展毗邻城市间同级政府的横向关系[4]。韩兆柱等在对跨界河流污染治理中的府际关系研究中提出，由于行政体制的条块分割，各地政府出于维护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考量，府际间合作意愿低，碎片化治理问题较为严重[5]。席卷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中各国政府的应对情况也表明，处理好危机应对时的府际关系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对公共危机协同治理的府际关系进行充分研究也是必要的。
二、危机协同治理中府际关系的表现类型
中央集权制是古代中国政治制度的一大特色，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行政区域条块分割明显、府际关系纵横交错等。近年来，随着公共危机频发及其跨地域性的明显特征，政府对公共危机的治理不再是中央包揽，而是倾向于政府与政府之间、政府与部门之间的协同合作。因此，府际关系演变成多种走向，从“一字型”到“十字型”再到“网状型”，更具多样性和灵活性。在公共危机协同治理背景下，我国府际关系可以从三个维度来进行分析：纵向府际关系、横向府际关系和斜向府际关系。
（一）纵向府际关系
纵向府际关系一直被认定为中央与地方的垂直互动关系，这是我国地方政府长期依赖中央的缘故。但是近年来，中央在应对公共危机的处理上不断放权，地方政府的治理更具有灵活性和自主性；纵向府际关系也不断延伸，不再特指中央与地方的垂直关系，而是从空间尺度上来定义，指存在于不同政府体系之间的上下级隶属关系[6]。从我国行政体制来看，纵向的府际关系有两条线：一条是由中央至省级政府再到市级政府最后到县级政府的长线；另一条是由地方政府至其下级政府部门的短线。
1.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
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是普遍认为的主要纵向府际关系，在传统的府际关系中占主导地位。两者之间是命令与服从的存在模式，在应对公共危机的处理上，中央发出统一指令，地方政府按照中央的指挥进行地方治理。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政策的落实需要层层递进，一般是先由省级政府接到中央指令，再由省级政府向下级政府进行直接传达，或者在中央给出指令的基础上再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政策进行颁布，下级政府再执行。由于长期的层级限
制，省级以下政府想要越级沟通在程序上相对复杂。近年来，我国的公共危机治理不再是高度集权的模式，更趋向于协同治理和合作治理的模式。考虑到公共危机的地域性和特殊性，中央赋予地方政府和下级政府更多的自主权，地方政府在不违反中央政策规定的情况下，对资源配置、权责划分、治理方式和治理过程等问题都可自行决断。在顺应治理多元化主体的潮流下，地方政府更加主动、有效地参与公共危机的治理。纵向府际关系也不再是传统意义上掌控与服从关系，而是以更加柔和的方式不断放权，向灵活自主的新型纵向府际关系发展。
2.层级政府间的关系
公共危机治理中较为复杂的纵向府际关系当属不同层级地方政府间的关系，既包含省、市、县等各级政府之间的关系，又包含地方政府与其所属政府部门之间的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第七条规定，突发事件发生后，发生地县级人民政府应当立即采取措施控制事态发展，组织开展应急救援和处置工作，并立即向上一级人民政府报告，必要时可以越级上报；涉及两个以上行政区域的，由有关行政区域共同的上一级人民政府负责，或者由各有关行政区域的上一级人民政府共同负责。这种不同层级政府间呈现出的紧密有序、环环相扣的状态，是公共危机协同治理过程中是最常见的一种府际关系表现。
地方政府与其下级部门从狭义上来讲也属于层级政府间关系的纵向发展，可以视为“中央地方”关系的延伸，体现的是上传下达的关系。在公共危机治理过程中，公共危机发生区域的地区政府主导制定应急方案和政策安排，下级部门则按照地方政府的指示参与公共危机治理，其在治理过程中的实施进展和存在的问题则向地方政府汇报并申请调度，再由地方政府作出执行决定。从我国府际关系来看，地方政府与政府部门这条纵向关系线并不突出，但是在区域危机处理中却作为主要的府际关系展开。地方政府作为治理的主体，其部门作为协助治理的辅助角色存在，一切行动的开展都需要地方政府与政府部门之间的配合。这种固定的纵向府际关系是长期地方政府治理实践中与下级部门存在的默契关系，在情况紧急的突发性公共危机中尤为重要，有利于治理主体抢夺黄金时间、制定应急方案，提高办事效率。
（二）横向府际关系
我国府际关系在中央逐步放权和权力调整下也发生了变化，横向政府间的交流合作增多，横向府际关系成为我国新的主要政府间關系。横向府际关系指的是相同行政级别不同空间地域的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以及同一地方政府不同部门之间的关系，其发展把我国府际关系切割成块状，形成了“十字”型的网格府际关系，使得我国府际关系从单一走向复杂、多样。横向府际关系之所以逐渐占据主导地位，与地方自主性的提高分不开。更重要的是横向关系的主体之间并非上下隶属关系，而是平等的竞争关系，这无疑为主体间的合作增加了机会，也促进了横向府际关系的发展。
1.地方政府间的关系
地方政府间的关系又称为区域间政府关系，指的是不存在上下级隶属的地方政府之间协调、竞争、合作等水平互动关系。在公共危机协同治理过程中，地方政府在获得一定的自主权之后，为了最大效度增加公共利益、防止公共危机的扩散，地方政府大都选择与周边区域的政府进行协同治理，充分调动物资和技术设备，共享各类信息资源。地方政府间除了合作协同的关系，还存在竞争关系，合作时也带有物资竞争、经济竞争、人才竞争等。当跨地域性的公共危机无法在短时间内得到有效控制时，公共危机涉及的地方政府一般为了避免问责，会抢夺公共资源来获得优先治理和恢复的机会。除了采用向中央申请救助的方式外，其他不受公共危机影响的同级地方政府也成为合作的抢夺对象。
2.政府部门间的关系
政府部门间关系指的是同一地方政府部门之间或不同地方政府部门之间的水平互动关系，包括部门间的协调、合作、管理等活动。各地区政府部门设置繁多、调动频繁，因此政府部门间关系在横向府际关系中研究甚少，也较容易被忽视。根据职能划分的政府部门拥有同等的行政级别并同属地方政府，在政府组织内部常以协作的关系存在。在过去重视行政等级的时期，为避免平行部门间发生过多的交流，各平行部门的互动也仅限于文件传达，协同合作的机会较少。在协同治理理念不断发展、中央政府以及地方政府不断向下放权并逐渐向服务型政府发展的大背景下，政府部门一改以往因防止权责混乱而严格按照职能分工、平行部门间交流较少的情形，通过加强协作来处理公共事务。尤其是在应对公共危机的问题上，政府在维护最大的公共利益的治理理念下，在寻求政府间合作的基础上，要鼓励部门间通过协作来应对公共危机。例如，2019年12月，江苏省气象局与省应急管理厅共同签署了《应急管理和气象防灾减灾合作框架协议》，通过自主协商，共同建立应急管理体制机制，共同应对公共危机。因此，在区域性公共危机中，政府部门间的信息交流与协调合作日益频繁，各地政府部门试图通过签订部门间的管理合作协议，用契约的方式进行资源协调。
（三）斜向府际关系
斜向府际关系是指不同行政级别、无直接隶属关系的、不同地域统辖的地方政府与政府部门之间的关系。斜向府际关系从政府关系网络上来看，既跨越了横向又跨越了纵向，但这种关系作用于不同行政级别的主体之间，成为纵向、横向府际关系之后的第三种划分方式。斜向府际关系主要涉及政府部门与政府两大主体，可以从两条线来理解：一是上级政府部门与跨地域下级政府之间的关系；二是下级政府部门与跨地域上级政府之间的关系。其实这两条关系线从实质上来说是一致的，但是从个体意义上来说却有很大不同，从公共危机协同治理的角度，无论是哪一种斜向府际关系都是为了促进府际交流与府际合作，作为激发主体自主性和协同治理公共危机的存在。
斜向府际关系中对于跨域主体的选择，宁愿舍近求远更多是基于当地对公共危机的治理经验和所掌握的治理技术等资源。双方在协同合作的过程中，上级政府部门根据该地的公共危机情况并结合过去的经验，制定新的治理方案并跨地域协助指挥下级政府，在需要时提供资源、
技术和人才的帮助；下级地方政府在此过程中协调本地的各项资源来适应上级政府部门的调度方法，双方协同合作，共同治理发生在跨地域下级政府所在地的公共危机。对于下级政府部门与跨地域上级政府之间的关系，两者则是一种由上级政府主导的自下而上的合作。在处理跨地域上级政府所在地发生的公共危机时，下级政府部门虽有治理经验，但依然作为辅助配合上级政府，积极提供自身在应对同类型公共危机时的措施，并派出经验人员和技术人员，协助跨地域上级政府治理公共危机。
三、危机协同治理中府际关系的掣肘因素
协同治理过程中涉及的相关关系主体应该包括中央、上下级政府、同级政府、不相隶属的跨区域政府以及相关职能部门。由于公共危机的延展性和公共事务的外溢性，某件公共危机事件的发生将会把所有受影响的地域政府主体、责任主体、合作主体联系起来，府际关系更趋于复杂。保守的层级限制、根深蒂固的地方保护主义、责任与利益的交错让政府主体之间的互动开展面临重重困境。
（一）条块分割，层级边界明显
我国行政区域和层级的划分形成了条块分割、边界明显的区域治理，各行政区之间不存在隶属关系，而各行政区之间的经济、资源、政策上的差异，形成了在公共危机协同治理过程中的块状分割、治理权力中心混乱的局面，层级权力的重叠交叉，造成了多主体协同治理的困难[7]。因此，单一化、分割化、碎片化的地方政府治理模式，成为制约府际关系发展的一种重要体制性障碍。在协同治理过程中，区域间和层级间存在明显的行政边界，如何让各级政府突破中心本位意识、促进府际协同合作，是推动府际关系发展、有效解决突发性公共危机的一大难题。随着协同治理理念的发展和运用，原有的行政壁垒在逐渐坍塌，但是根深蒂固的边界意识并没有那么容易被淡化。在进行公共危机协同治理的过程中，如果地方政府对于边界领域的各类资源调动进行干预和限制，不仅会阻碍主要危机区域的治理进程，还会使其他参与协同治理的政府主体陷入资源困境，反而扩大了公共危机的恶劣影响使得相关区域发展停滞，为日后的府际关系发展埋下祸根。对于政府内部的部门层级结构来说，政府机构和职能部门如果没有进行及时整合，可能就抽不出合适人选来协助应对公共危机，也阻碍了层级关系的融合，形成作壁上观的不良风气。
地方政府与其下级部门从狭义上来讲也属于层级政府间关系的纵向发展，可以视为“中央地方”关系的延伸，体现的是上传下达的关系。在公共危机治理过程中，公共危机发生区域的地区政府主导制定应急方案和政策安排，下级部门则按照地方政府的指示参与公共危机治理，其在治理过程中的实施进展和存在的问题则向地方政府汇报并申请调度，再由地方政府作出执行决定。从我国府际关系来看，地方政府与政府部门这条纵向关系线并不突出，但是在区域危机处理中却作为主要的府际关系展开。地方政府作为治理的主体，其部门作为协助治理的辅助角色存在，一切行动的开展都需要地方政府与政府部门之间的配合。这种固定的纵向府际关系
是长期地方政府治理实践中与下级部门存在的默契关系，在情况紧急的突发性公共危机中尤为重要，有利于治理主体抢夺黄金时间、制定应急方案，提高办事效率。
（二）横向府际关系
我国府际关系在中央逐步放权和权力调整下也发生了变化，横向政府间的交流合作增多，横向府际关系成为我国新的主要政府间关系。横向府际关系指的是相同行政级别不同空间地域的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以及同一地方政府不同部门之间的关系，其发展把我国府际关系切割成块状，形成了“十字”型的网格府际关系，使得我国府际关系从单一走向复杂、多样。横向府际关系之所以逐渐占据主导地位，与地方自主性的提高分不开。更重要的是横向关系的主体之间并非上下隶属关系，而是平等的竞争关系，这无疑为主体间的合作增加了机会，也促进了横向府际关系的发展。
1.地方政府间的关系
地方政府间的关系又称为区域间政府关系，指的是不存在上下级隶属的地方政府之间协调、竞争、合作等水平互动关系。在公共危机协同治理过程中，地方政府在获得一定的自主权之后，为了最大效度增加公共利益、防止公共危机的扩散，地方政府大都选择与周边区域的政府进行协同治理，充分调动物资和技术设备，共享各类信息资源。地方政府间除了合作协同的关系，还存在竞争关系，合作时也带有物资竞争、经济竞争、人才竞争等。当跨地域性的公共危机无法在短时间内得到有效控制时，公共危机涉及的地方政府一般为了避免问责，会抢夺公共资源来获得优先治理和恢复的机会。除了采用向中央申请救助的方式外，其他不受公共危机影响的同级地方政府也成为合作的抢夺对象。
2.政府部门间的关系
政府部门间关系指的是同一地方政府部门之间或不同地方政府部门之间的水平互动关系，包括部门间的协调、合作、管理等活动。各地区政府部门设置繁多、调动频繁，因此政府部门间关系在横向府际关系中研究甚少，也较容易被忽视。根据职能划分的政府部门拥有同等的行政级别并同属地方政府，在政府组织内部常以协作的关系存在。在过去重视行政等级的时期，为避免平行部门间发生过多的交流，各平行部门的互动也仅限于文件传达，协同合作的机会较少。在协同治理理念不断发展、中央政府以及地方政府不断向下放权并逐渐向服务型政府发展的大背景下，政府部门一改以往因防止权责混乱而严格按照职能分工、平行部门间交流较少的情形，通过加强协作来处理公共事务。尤其是在应对公共危机的问题上，政府在维护最大的公共利益的治理理念下，在寻求政府间合作的基础上，要鼓励部门间通过协作来应对公共危机。例如，2019年12月，江苏省气象局与省应急管理厅共同签署了《应急管理和气象防灾减灾合作框架协议》，通过自主协商，共同建立应急管理体制机制，共同应对公共危机。因此，在区域性公共危机中，政府部门间的信息交流与协调合作日益频繁，各地政府部门试图通过签订部门间的管理合作协议，用契约的方式进行资源协调。
（三）斜向府际关系
斜向府际关系是指不同行政级别、无直接隶属关系的、不同地域统辖的地方政府与政府部门之间的关系。斜向府際关系从政府关系网络上来看，既跨越了横向又跨越了纵向，但这种关系作用于不同行政级别的主体之间，成为纵向、横向府际关系之后的第三种划分方式。斜向府际关系主要涉及政府部门与政府两大主体，可以从两条线来理解：一是上级政府部门与跨地域下级政府之间的关系；二是下级政府部门与跨地域上级政府之间的关系。其实这两条关系线从实质上来说是一致的，但是从个体意义上来说却有很大不同，从公共危机协同治理的角度，无论是哪一种斜向府际关系都是为了促进府际交流与府际合作，作为激发主体自主性和协同治理公共危机的存在。
斜向府际关系中对于跨域主体的选择，宁愿舍近求远更多是基于当地对公共危机的治理经验和所掌握的治理技术等资源。双方在协同合作的过程中，上级政府部门根据该地的公共危机情况并结合过去的经验，制定新的治理方案并跨地域协助指挥下级政府，在需要时提供资源、技术和人才的帮助；下级地方政府在此过程中协调本地的各项资源来适应上级政府部门的调度方法，双方协同合作，共同治理发生在跨地域下级政府所在地的公共危机。对于下级政府部门与跨地域上级政府之间的关系，两者则是一种由上级政府主导的自下而上的合作。在处理跨地域上级政府所在地发生的公共危机时，下级政府部门虽有治理经验，但依然作为辅助配合上级政府，积极提供自身在应对同类型公共危机时的措施，并派出经验人员和技术人员，协助跨地域上级政府治理公共危机。
三、危机协同治理中府际关系的掣肘因素
协同治理过程中涉及的相关关系主体应该包括中央、上下级政府、同级政府、不相隶属的跨区域政府以及相关职能部门。由于公共危机的延展性和公共事务的外溢性，某件公共危机事件的发生将会把所有受影响的地域政府主体、责任主体、合作主体联系起来，府际关系更趋于复杂。保守的层级限制、根深蒂固的地方保护主义、责任与利益的交错让政府主体之间的互动开展面临重重困境。
（一）条块分割，层级边界明显
我国行政区域和层级的划分形成了条块分割、边界明显的区域治理，各行政区之间不存在隶属关系，而各行政区之间的经济、资源、政策上的差异，形成了在公共危机协同治理过程中的块状分割、治理权力中心混乱的局面，层级权力的重叠交叉，造成了多主体协同治理的困难[7]。因此，单一化、分割化、碎片化的地方政府治理模式，成为制约府际关系发展的一种重要体制性障碍。在协同治理过程中，区域间和层级间存在明显的行政边界，如何让各级政府突破中心本位意识、促进府际协同合作，是推动府际关系发展、有效解决突发性公共危机的一大难题。随着协同治理理念的发展和运用，原有的行政壁垒在逐渐坍塌，但是根深蒂固的边界意识并没有那么容易被淡化。在进行公共危机协同治理的过程中，如果地方政府对于边界领域的
各类资源调动进行干预和限制，不仅会阻碍主要危机区域的治理进程，还会使其他参与协同治理的政府主体陷入资源困境，反而扩大了公共危机的恶劣影响使得相关区域发展停滞，为日后的府际关系发展埋下祸根。对于政府内部的部门层级结构来说，政府机构和职能部门如果没有进行及时整合，可能就抽不出合适人选来协助应对公共危机，也阻碍了层级关系的融合，形成作壁上观的不良风气。
地方政府与其下级部门从狭义上来讲也属于层级政府间关系的纵向发展，可以视为“中央地方”关系的延伸，体现的是上传下达的关系。在公共危机治理过程中，公共危机发生区域的地区政府主导制定应急方案和政策安排，下级部门则按照地方政府的指示参与公共危机治理，其在治理过程中的实施进展和存在的问题则向地方政府汇报并申请调度，再由地方政府作出执行决定。从我国府际关系来看，地方政府与政府部门这条纵向关系线并不突出，但是在区域危机处理中却作为主要的府际关系展开。地方政府作为治理的主体，其部门作为协助治理的辅助角色存在，一切行动的开展都需要地方政府与政府部门之间的配合。这种固定的縱向府际关系是长期地方政府治理实践中与下级部门存在的默契关系，在情况紧急的突发性公共危机中尤为重要，有利于治理主体抢夺黄金时间、制定应急方案，提高办事效率。
（二）横向府际关系
我国府际关系在中央逐步放权和权力调整下也发生了变化，横向政府间的交流合作增多，横向府际关系成为我国新的主要政府间关系。横向府际关系指的是相同行政级别不同空间地域的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以及同一地方政府不同部门之间的关系，其发展把我国府际关系切割成块状，形成了“十字”型的网格府际关系，使得我国府际关系从单一走向复杂、多样。横向府际关系之所以逐渐占据主导地位，与地方自主性的提高分不开。更重要的是横向关系的主体之间并非上下隶属关系，而是平等的竞争关系，这无疑为主体间的合作增加了机会，也促进了横向府际关系的发展。
1.地方政府间的关系
地方政府间的关系又称为区域间政府关系，指的是不存在上下级隶属的地方政府之间协调、竞争、合作等水平互动关系。在公共危机协同治理过程中，地方政府在获得一定的自主权之后，为了最大效度增加公共利益、防止公共危机的扩散，地方政府大都选择与周边区域的政府进行协同治理，充分调动物资和技术设备，共享各类信息资源。地方政府间除了合作协同的关系，还存在竞争关系，合作时也带有物资竞争、经济竞争、人才竞争等。当跨地域性的公共危机无法在短时间内得到有效控制时，公共危机涉及的地方政府一般为了避免问责，会抢夺公共资源来获得优先治理和恢复的机会。除了采用向中央申请救助的方式外，其他不受公共危机影响的同级地方政府也成为合作的抢夺对象。
2.政府部门间的关系
政府部门间关系指的是同一地方政府部门之间或不同地方政府部门之间的水平互动关系，包括部门间的协调、合作、管理等活动。各地区政府部门设置繁多、调动频繁，因此政府部门间关系在横向府际关系中研究甚少，也较容易被忽视。根据职能划分的政府部门拥有同等的行政级别并同属地方政府，在政府组织内部常以协作的关系存在。在过去重视行政等级的时期，为避免平行部门间发生过多的交流，各平行部门的互动也仅限于文件传达，协同合作的机会较少。在协同治理理念不断发展、中央政府以及地方政府不断向下放权并逐渐向服务型政府发展的大背景下，政府部门一改以往因防止权责混乱而严格按照职能分工、平行部门间交流较少的情形，通过加强协作来处理公共事务。尤其是在应对公共危机的问题上，政府在维护最大的公共利益的治理理念下，在寻求政府间合作的基础上，要鼓励部门间通过协作来应对公共危机。例如，2019年12月，江苏省气象局与省应急管理厅共同签署了《应急管理和气象防灾减灾合作框架协议》，通过自主协商，共同建立应急管理体制机制，共同应对公共危机。因此，在区域性公共危机中，政府部门间的信息交流与协调合作日益频繁，各地政府部门试图通过签订部门间的管理合作协议，用契约的方式进行资源协调。
（三）斜向府际关系
斜向府际关系是指不同行政级别、无直接隶属关系的、不同地域统辖的地方政府与政府部门之间的关系。斜向府际关系从政府关系网络上来看，既跨越了横向又跨越了纵向，但这种关系作用于不同行政级别的主体之间，成为纵向、横向府际关系之后的第三种划分方式。斜向府际关系主要涉及政府部门与政府两大主体，可以从两条线来理解：一是上级政府部门与跨地域下级政府之间的关系；二是下级政府部门与跨地域上级政府之间的关系。其实这两条关系线从实质上来说是一致的，但是从个体意义上来说却有很大不同，从公共危机协同治理的角度，无论是哪一种斜向府际关系都是为了促进府际交流与府际合作，作为激发主体自主性和协同治理公共危机的存在。
斜向府际关系中对于跨域主体的选择，宁愿舍近求远更多是基于当地对公共危机的治理经验和所掌握的治理技术等资源。双方在协同合作的过程中，上级政府部门根据该地的公共危机情况并结合过去的经验，制定新的治理方案并跨地域协助指挥下级政府，在需要时提供资源、技术和人才的帮助；下级地方政府在此过程中协调本地的各项资源来适应上级政府部门的调度方法，双方协同合作，共同治理发生在跨地域下级政府所在地的公共危机。对于下级政府部门与跨地域上级政府之间的关系，两者则是一种由上级政府主导的自下而上的合作。在处理跨地域上级政府所在地发生的公共危机时，下级政府部门虽有治理经验，但依然作为辅助配合上级政府，积极提供自身在应对同类型公共危机时的措施，并派出经验人员和技术人员，协助跨地域上级政府治理公共危机。
三、危机协同治理中府际关系的掣肘因素
协同治理过程中涉及的相关关系主体应该包括中央、上下级政府、同级政府、不相隶属的跨区域政府以及相关职能部门。由于公共危机的延展性和公共事务的外溢性，某件公共危机事
件的发生将会把所有受影响的地域政府主体、责任主体、合作主体联系起来，府际关系更趋于复杂。保守的层级限制、根深蒂固的地方保护主义、责任与利益的交错让政府主体之间的互动开展面临重重困境。
（一）条块分割，层级边界明显
我国行政区域和层级的划分形成了条块分割、边界明显的区域治理，各行政区之间不存在隶属关系，而各行政区之间的经济、资源、政策上的差异，形成了在公共危机协同治理过程中的块状分割、治理权力中心混乱的局面，层级权力的重叠交叉，造成了多主体协同治理的困难[7]。因此，单一化、分割化、碎片化的地方政府治理模式，成为制约府际关系发展的一种重要体制性障碍。在协同治理过程中，区域间和层级间存在明显的行政边界，如何让各级政府突破中心本位意识、促进府际协同合作，是推动府际关系发展、有效解决突发性公共危机的一大难题。随着协同治理理念的发展和运用，原有的行政壁垒在逐渐坍塌，但是根深蒂固的边界意识并没有那么容易被淡化。在进行公共危机协同治理的过程中，如果地方政府对于边界领域的各类资源调动进行干预和限制，不仅会阻碍主要危机区域的治理进程，还会使其他参与协同治理的政府主体陷入资源困境，反而扩大了公共危机的恶劣影响使得相关区域发展停滞，为日后的府际关系发展埋下祸根。对于政府内部的部门层级结构来说，政府机构和职能部门如果没有进行及时整合，可能就抽不出合适人选来协助应对公共危机，也阻碍了层级关系的融合，形成作壁上观的不良风气。
篇九：疫情初期反映出什么公共管理问题
公共危机管理与疫情实践导向的分析
［摘要］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背景下，公共危机管理研究进展可作为把握疫情治理实践的学理参照。基于文献计量分析发现，“治理”“整合”与“社区韧性”等突现词成为国外研究进展的主要标识，表明其研究重点在于公共危机管理中的治理转型、整合模式与社区治理空间;“应急管理”“网络舆情”与“大数据”等突现词表征了国内研究进展的主要偏好，其研究侧重于公共危机管理中的政策工具和技术手段。在国内外研究比较视野下审视疫情治理的实践导向，公共危机管理应更加强调“治理情境”，其应然路径可归纳为三个方面:拓展治理空间，将基层治理空间视为基础性的实践场域;整合治理工具，探索治理工具与危机化解的契合点;动员治理主体，建构协同高效的社会治理共同体。
［关键词］公共危机管理;新冠肺炎疫情;社区韧性;大数据;网络舆情
一、引言
新冠肺炎疫情这一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所引发的公共危机，迫切需要我们正视公共危机管理问题。在疫情防控背景下，使学术科研战线的研究成果直接服务于公共危机管理的实践，是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者理应担负的责任。其前提是对既有研究进行总结、
梳理和归纳，对该领域中的研究进展进行解读，在此基础上达到知识积累的目的。公共危机管理研究领域中的国内外研究成果丰硕。鉴于该领域的研究进展是一个学科交叉与集成化的过程，本文在政治学、公共行政学、社会学的视野下探讨其学科范畴内的研究成果，在文献选取方面有意地摒弃了其他学科(尤其是自然科学的相关学科)的干扰。近年，公共危机管理研究已取得很大进展，相关的综述性文献也不胜枚举。例如，吕孝礼等梳理了2012—2016年国内危机管理研究文献，指出国内研究展现出学术共同体更加健全、主题更加细化、研究方法更加规范化的特点［1］;高恩斯等以1985—2017年的公共危机管理研究领域的国外文献为样本，聚焦于公共危机管理研究的演进过程，指出该领域研究经历了危机管理向危机治理、风险沟通向危机沟通、拒绝危机向适应危机的转变历程［2］。这类研究成果对国内或国外公共危机管理研究领域中的研究力量、主题、方法或演变等方面的分析为本文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有益参考，但其共同缺陷在于，没有将国内和国外文献进行整合考量和比较分析，由此可能导致片面而非全面、滞后而非前瞻的结论。基于此，本文试图对国内外公共危机管理研究进展进行全景式的描述，来把握国内外公共危机管理研究的动态走势，在比较分析中揭示疫情当下的实践导向。本文选取WebofScience数据库(WOS)和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数据库(CSSCI)分别作为国外和国内文献数据库进行检索，时间区间设置为1985—2019年。在WOS数据库中，选定Article、
ProceedingsPaper以及Ｒeview为文献类型，以“publiccrisismanagement”为主题词进行检索;在CSSCI数据库中，选定“期刊”为文献类型，以“公共危机管理”为主题词予以检索，截止时间为2019年12月31日。基于政治学、公共行政学、社会学的学科定位，对文献进行筛选与清理，最终得到国外文献1463篇，国内文献1059篇。
二、国外公共危机管理研究进展:治理、整合与社区韧性
文献计量分析中经常使用的Citespace(引文空间)软件着眼于分析科学中蕴含的潜在知识，是在科学计量学与数据可视化背景下发展起来的一款引文分析软件，现如今已广泛应用于综述型的社会科学研究之中。Citespace可绘制出特定研究领域的知识图谱，是由文献中出现的关键词节点及其共现连线组成的一种网络图式，反映出特定研究领域的知识结构。其中，高频关键词作为一篇文献的精髓与核心，是对文章主题的高度凝练与概括，也是梳理研究主题最可靠的参考指标。突现词意指在某些年份的发文中出现频次骤增的高频关键词或研究术语，展现出特定研究领域在特定时期的研究取向。本文在知识图谱中选择“Citationburst”，借助“View”生成公共危机管理研究突现词列表图，以“Years”作为突现强度选取国内外公共危机管理研究中的前十个突现词，以便准确把握该领域的研究进展。如图1所示，国外公共危机管
理研究演化可大致分为以下三个阶段:其一，2005—2010年，突现词强度较为明显的是publiccrisismanagement和e-mergencyresponse，表明该阶段公共危机管理研究的主要关注点在于公共危机管理和应急响应问题;其二，2011—2013年，publiccrisis、emergencymanagement、homelandsecurity、security等突现上升，说明“公共安全”成为这一阶段国外公共危机管理研究的新议题;其三，2014—2019年，govern-ance、communityresilience和integration等突现增强，意味着“治理”“整合”“社区韧性”成为国外公共危机管理研究中的新元素。可以说，第三阶段突现词或新元素可作为深入探讨国外公共危机管理研究进展的主要观测点。接下来，将结合WOS数据库中近年的相关文献，对这一研究进展进行详细整理和归纳。(一)转向“治理”的公共危机管理研究。公共危机管理转向公共危机治理的主要诱因在于，政府在公共危机管理中的功能有限性，需要借助其他治理主体的力量实现公共危机协同治理的目标。很多经验研究证明，以权力集中制和科层制为特征的行政管理系统在应对公共危机管理时往往实效不佳，而国家或政府向社会的适当放权则可以减少信息过载，加快决策进程，并使公共部门更具效率，其决策也更为接近公众的特定需求［3］。公共危机管理中的行政放权意味着在尊重其他治理主体的地位和功能的基础上主动展开协作。这些治理主体作为公共危机事件中的多元行动者，其跨组织边界进行协作可有效应对公共危机，协作网络结构和网络关
篇十：疫情初期反映出什么公共管理问题
公共卫生管理在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中的作用
【摘要】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公共卫生管理水平也得到显著提升，在各种传染病的预防及控制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在传染病防控过程中，统合各种公共卫生管理能力，结合多种公共卫生管理措施，可对传染病进行更为科学和高效化的管理，从而有效预防和控制传染病传播。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简称信新冠）是一种新发现的传染性疾病，具有较强的传染性，且死亡率较高，在较短时间内该疾病已经在全球大肆蔓延，对公共卫生管理提出了极大挑战。本文主要分析了新冠肺炎疫情预防的三种主要公共卫生管理力量，并就公共卫生管理在新冠肺炎抗击中的作用进行了总结，以提升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效果。
【关键词】公共卫生管理；新冠肺炎；疫情；传染性疾病；防控效果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可简称为新冠肺炎，自2019年12月份爆发以来，该疾病迅速蔓延，给人们生命安全和社会稳定造成极大影响，该疾病传染性极强，使得传染病防控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重点[1]。预防新冠肺炎等传染病是传染病防控的关键，而公共卫生管理又是传染病预防的重要环节，可直接影响人民生命安全和社会稳定[2]。如何进一步优化公共卫生管理机制，充分发挥其在抗击新冠肺炎中的作用是当前需要考虑的重点问题。
1.公共卫生管理力量与新冠肺炎疫情预防
新冠肺炎具有所有传染性疾病的共性，即早期不易发觉、发病原因复杂、波及范围广等，要想有效预防和控制传染性疾病，离不开各方力量的共同努力。在传染病预防控制中，行政、法律法规以及媒体是三种最为主要的力量。
（1）行政管理力量，在新冠肺炎等传染病预防过程中，政府部门具有掌握全局的作用，所以行政管理力量对新冠肺炎的预防以宏观调控为主，主要体现在：一是适时调整人力、财力和物力，对各种资源进行高效配置，以便为新冠肺炎等传染病防控提供良好物质基础[3]。二是在疫情流行初期，积极调动各个部门做好疫情防控，协调各部门工作，并做好感染人员的隔离处理，避免疾病进一步扩散，减轻疫情影响。三是对疫情进行监测，充分掌握疫情态势，根据疫情发展阶段制定相应的行政管理措施，确保预防机制的科学性与有效性。四是充分发挥政府部门的优势，把握舆论动态，及时对错误和不实信息进行辟谣，通过官方途径宣传新冠肺炎等传染病预防知识。
（2）法律法规力量，在新冠肺炎抗击过程中，为确保各项工作的有序开展，就必须以法律法规为准绳，制定完善的法律法规，更好地明确个部门职责，从而提高公共管理质量即效率，确保被感染人员的切身利益。
（3）媒体力量，随着现代科学技术和互联网的发展，媒体因其具有传播速度快、时效性强以及影响力大等优势，在人们生产生活各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新冠肺炎预防和抗击过程中，媒体也同样具有重要作用。例如，在某一区域突发传染病时，必须通过媒体的途径来通知所有居民做好防范措施，且媒体也是宣传新冠肺炎防治知识的主要渠道，能够使更多大众能够接触到传染病防控相关知识，从而获得更为理想的防控效果[4]。
2.公共卫生管理在新冠肺炎疫情抗击中的应用
为有效抗击新冠肺炎，在实际工作过程中，应充分发挥出各种公共管理力量的作用，多种公共卫生管理措施并用，以便在最短的时间内控制，避免疾病蔓延开来。公共卫生管理在新冠肺炎抗击中的应用主要表现在：
2.1加强新冠肺炎相关宣教工作
实际生活中，由于每个人的受教育程度差异，所以对于新冠肺炎等传染病的了解程度也存在较大差异，若患者自身不具有疾病相关知识，很容易轻信谣言，影响疾病防控效果[5]。针对
这种情况，相关部门应注意加大新冠肺炎等疾病的宣传力度，配给疾病相关知识，及时纠正患者的不良生活和饮食习惯，使其能够养成的良好的生活习惯和卫生习惯，自觉勤洗手、戴口罩，从而更好地预防新冠肺炎，避免疫情蔓延。
2.2优化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体系
在新冠肺炎抗击过程中，相关部门应积极总结传染病预防控制经验，积极改进传染病防控方法，对现有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体系进行优化，减少职责空缺、职能重复等情况出现，确保疫情防控效果。领导者应从大局出发，做好宏观调控，对防疫物资以及人员等统一进行科学调配，使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能够充分体现出来[6]。监督部门应对各部门做好监督、协调等工作，确保疫情条件下各部门及各单位能够正常运转。新冠肺炎等传染病的防控，最终还是要依赖群众的，所以应充分发挥群众的作用，依靠群众力量，将新冠肺炎抗击相关政策在群众身上有序落实，获得更多群众的支持。
2.3加强药品的研发及管理
传染病的治疗离不开药品的支持，任何疾病的治疗多需要依赖于药物，所以加强药品的研发与管理也是新冠肺炎抗击的重要环节。对于新冠肺炎这种之前尚未出现过的传染病类型，应及时进行疾病治疗相关药物研发，以便救治更多患者生命[7]。对于已经出现一定时间的传染病，应具备丰富的药品储备，并不断研发和改进药物效果及安全性。由于我国医药方面人才缺乏，所以应继续加大对医学的科研投入，培养更多的专业人员，从而提升其新药研发能力，使患者疾病能够及早得到有效控制。
2.4加强制度化建设
通过对新冠肺炎的防控工作进行总结可以体会到，若缺乏科学可行的长效机制来维持疫情防控，很容易出现各种不配合的影响，影响防控工作的正常开展，从而导致聚集性疫情和大规模疫情爆发，影响整体防控效果[8]。基于此，相关部门应积极制定严格的工作计划，通过规范化的制度来对新冠肺炎抗击流程以及工作内容等进行规范，从而增强相关人员的工作能力，提升新冠肺炎抗击效果。
2.5充分发挥监督员作用
为更好地监督新冠肺炎抗击情况，可选择理论知识扎实、自身实践经验丰富的人员担任监督员，负责监督新冠肺炎抗击相关工作，结合理论分析和处理实际问题，从而更好地完成疾病防控任务。因此，作为监督员应不断拓宽自身眼界，积极更新业务，确保自身能够胜任新冠肺炎抗击工作。
3.结语
新冠肺炎是一种当前普遍关心的传染性疾病，对患者生活质量和生命安全威胁较大。公共卫生管理是防控各类传染病的重要途径，虽然当前我国的新冠肺炎抗击已取得较好成绩，但也仍存在较大不足，未来还应进一步完善，以便最大限度发挥出公共卫生管理在新冠肺炎抗击中的优势及作用。
篇十一：疫情初期反映出什么公共管理问题
P> 疫情防控存在的问题及整改措施疫情防控存在的问题及整改措施__局按照督查问题整改报送要求，认真进行了问题整改和总结，现将我局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情况整改总结如下。一、主要工作（一）严防严控群体性聚餐。督促各乡镇严格监管聚餐聚会活动，并每日向食安办上报各乡镇取消群体性聚餐数据，截至2月7日，共收到各乡镇上报取消群体性聚餐__起；组织县内大型餐厅负责人（法人）召开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安排会，并通过实地走访的形式，要求各酒店、餐厅、农家乐要严格按照疫情防控要求，不得承办任何聚餐聚集活动。（二）加强经营主体疫情防控督查。1月份以来，雷波县市场监管局严格开展市场经营主体疫情防控工作检查和督导。共检查农贸市场、商场超市、冻品店、食品经营店、餐饮店、酒店、药店等经营户425家次，对未进行消毒、体温检测和未正确佩戴口罩的经营户责令其整改并要求规范进货台账。（三）严格监管城区药店售药情况。选取城区10家药店监测其出售退热、止咳药品实名制登记情况，并将每家药店退烧药、止咳药、抗病毒药、抗生素药四类药品销售情况做好台账记录，实行药品销售监测周报制度。（四）健全冷链物流监管体系，加强冷链物流监管。加强入县关口冷链物流疫情防控。市场监管局会同农业农村局，交通运输局等冷链物流专
班成员单位在__、__、__、沙__四处入县交通要道设置冷链物流检查卡点，并根据冷链疫情防控要求做好冷链物流相关台账登记，严格排查冷链车辆、冷链食品，检查冷链食品“两证明一报告一信息”是否齐全，截止2月8日共检查冷链车辆85辆次，无进口冷链食品运输车辆进入我县；设立进口冷链食品集中监管仓，逐步建立健全集中监管仓运行管理制度。
（五）推行冷库库长责任制，进一步强化冷库管理。排查全县冷库32家,并分类做好相关台账；推行冷库库长责任制度，落实冷库属地责任、部门责任和企业责任，目前城区范围内挂冷库制度公示牌10家。督查指导冷链物流相关企业入驻“川冷链”平台，并按要求规范录入销售数据，目前入驻平台企业162家。
（六）排查摸底进口高风险非冷链集装箱运输车辆。对全县使用进口高风险非冷链集装箱货物的生产经营主体信息和货物底数情况，进行全面排查摸底。目前，全县无一家进口高风险非冷链集装箱货物的生产经营商家。
（七）严格落实重点场所、重点人员的核酸检测。截至2月8日，上报疫情防控指挥部配合疾控中心做核酸检测一共431份，其中冷冻水产品及肉类生产、经营场所从业人员203份；外卖骑手从业人员14份；农贸市场、肉类生产场所环境（冷冻产品，肉类、包装表面、设备、污水等）216份。
二、存在的问题和困难（一）信息化程不高。经营户文化程度不高，对于信息化手段使用度不高，部分经营者甚至不会使用微信公众号和小程序，导致“川冷链”平
台、天府健康通的普及存在一定的阻力。（二）安全意识、疫情防控意识不够。部分经营户对于疫情防控缺乏
积极性和主动性，防控意识薄弱，部分安全隐患难以及时发现整改。在督导排查过程中一些超市、商场、农贸市场、餐馆等公共场所未提醒进入场所人员正确规范佩戴口罩、未严格执行体温监测制度和消杀记录等相关记录不完善、进出人员管控力度不够和无防疫标识等防控措施。
（三）人员队伍不足。食药安全、冷链物流涉及环节多，场所广，人员数量多，督查监管任务日趋繁重、有限的人力资源难以完成量大面广的监管督查任务。
（四）部门协调配合不够，开展联合整治力度不够。作为冷链物流专班牵头单位，联合专班成员单位开展专项整治力度不够；冷链食品疫情防控运行机制不完善，冷链物流疫情防控，相比“人防”而言，工作难度更大、要求更高。
三、整改措施（一）持续筑牢冷链食品防疫防线，强化监督检查力度，对疫情防控措施，相关文件精神进行层层学习传达，推进“川冷链”平台、天府健康通等平台的宣传力度，通过电话、微信、实地指导的形式加强冷链物流企业“川冷链”平台的规范使用。强化防疫氛围，保证食品安全、疫情防控可追溯力度。（二）持续发力、强化监管。对标存在的问题和漏洞，按照责任清单，加强问题整改，确保工作成效有提升。加强春节期间监管力度，对餐饮、农贸市场、超市、商场等公共场所每天安排相关股室所进行检查督查，要求经营户严格落实疫情防控措施。从业人员须持有有效健康证明，
并佩戴口罩上岗;每天两次以上对营业场所及电梯等设备进行消毒并做好消毒台账;进入经营场所人员须佩戴口罩、进行体温检测并做好记录;各营业场所须注册并粘贴防疫场所码。
（三）突出责任、强化督导。坚持以问题为导向，进一步压紧压实各环节的责任和责任人，同时，进一步加强工作检查力度，对工作落实不到位的责任股室和责任人进行严肃问责，确保全局工作的有效开展。
（四）印发《__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进一步加强春节期间疫情防控和安全生产工作的通告》（__发〔2021〕7号），督促各市场主体做好春节期间疫情防控措施和安全生产工作；印发疫情防控知识宣传单1000份，张贴、发放给广大商户、餐饮企业和超市等，强化经营户和消费者疫情防控意识。
（五）健全冷链物流疫情防控体系。推行冷库库长责任制度，落实冷库属地责任、部门责任和企业责任，对全县冷库企业进一步加强监管。在冷链食品微信群要求各经营户上报每日进出货数据，加强冷链食品动态监管。推动__进口冷链食品集中监管仓的运行，完善进出仓管理制度，对进口冷链食品切实落实进仓报备、信息登记、出仓证明等相关手续，严格按照制度要求对进口冷链食品进行监管；冷链物流卡点严格排查冷链物流运输车辆，仔细检查相关证明、报告和追溯信息，并详细做好冷链物流车辆信息台账记录。
（六）完善疫苗接种台账。累计接种人数94人，其中监管人员接种人数22人、冷链食品餐饮从业接种人数72人，疫苗接种台账均详细记录接种监管人员和冷链食品餐饮从业人员详细信息。完善从业人员核酸检测
报告存档制度，目前相关从业人员核酸检测报告均在__局存档。疫情防控存在的问题及整改措施针对区疫情防控督查组对我乡督查暗访中发现的问题做出以下整改措
施：一、区疫情防控督查暗访中发现的问题：扫码工作人员漏岗情况、生活采买及生活垃圾无人负责、未带专用标
识、未发放消毒液、体温计、隔离人员和其他家人住东西屋，双方可以自由活动，其他家人未登记未隔离未管控、村部大喇叭损坏。
二、具体整改措施：针对上述问题我乡高度重视，立即组织召开领导班子、包村干部及各村书记、卫生院院长工作会议，对其相关问题村部及卫生院人员再部署，杜绝值班人员漏岗事情再次发生，马上为隔离人员配备消毒液和体温计，协调配置隔离人员专用垃圾箱，张贴明显标识；严格落实隔离人员代采买包保责任人，负责隔离人员隔离期间生活所需；对隔离人员家属纳入监管。三、整改落实情况：（一）乡村1.村部扫码工作人员漏岗，可直接进入村部针对上述问题立行立改，指派村上每天值班人员对进入村部的人员进行扫码、测温、登记工作，同时落实责任、严格执行排班制度。2.经电话抽查隔离人员，反映生活采买及生活垃圾无人负责，未发放消毒液、体温计落实生活垃圾进行单独隔离运输，配备隔离人员专用垃圾箱，村卫生室已为其发放消毒液和体温计；也已对村上隔离人员配备代采
买负责人，负责隔离期间生活所需。3.居家隔离人员，隔离台账登记1人，该隔离人员和其他家人住东西
屋，双方可以自由活动，其他家人未登记未隔离未管控，可与外界自由活动已对隔离台账进行整改，将其家人列入到隔离人员名单中，对其家人也已进行居家隔离要求管控，严禁外出与外界人员接触。
4.村部大喇叭损坏已经联系相关部门进行维修，现已修好。（二）乡大房村1.隔离人员家门口无专用带标识的垃圾桶已经为其配备隔离人员专用垃圾桶，并做好标识。（三）乡卫生院1.扫码工作人员漏岗，暗访组工作人员在医院内可随意走动对院内预检分诊人员再部署，指派专职预检分诊人员7名，负责周一到周日早上8:30到晚下午3:30；下午3:30到次日早8:30由值班护士负责预检分诊的扫码、测温、登记。经过此次督查暗访，我乡将针对上述问题立行立改、举一反三、查找漏洞、销号清零，确保无漏洞、无死角，坚决打赢这场疫情阻击战。疫情防控存在的问题及整改措施一、了解的基本情况通过摸查统计，发现各区县按照国家和省市各级要求，将加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疫情处置工作，当作一项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来抓，进一步加强组织领导，强化政治担当，迅速行动，落实各项责任，狠抓联防联控，防控工作全面铺开，取得积极成效。
1、责任落实到位。各区县认真组织各镇(街道)及有关部门对从武汉返济人员进行全面排查，建立信息互通机制。有关部门、各镇(街道)按要求组织人员深入乡村、社区、宾馆、酒店等开展排查，切实查找和确定传染源，最大程度控制和减少传染源。对已在__的重点地区来济人员，加强社区排摸，动员引导来济人员主动报告。加强疫情防控重点地区来济人员管理，严格实行居家或集中隔离观察14天的要求。
2、管控措施到位。各区县公安配合卫健委、交通等部门严格做好道口监测，在全市机场、火车站、汽车站及所有进入__的公路道口，对重点地区来__航班、车次及过往社会车辆所载人员开展体温测量及相关信息登记工作。各村委会普遍在出入口设立岗哨，24小时派人值班。对发热人员采取临时隔离、转送定点医院等措施。各区县发通知要求全部取消春节期间集体性活动，暂停畜禽交易、屠宰活动。
3、宣传动员到位。深入居委会、村委会进行广泛宣传动员，利用流动宣传车、电视台、广播、网络公众号、村委大喇叭等各种形式，加大对防疫知识宣传力度，引导居民科学防控。加大监管力度，及时处置不良舆情，防止不良炒作。普遍印发《致武汉返乡人员的一封信》等宣传材料，及时发布疫情现状，有效回应社会关切，科学引导社会舆论。指导开展疫情监测、病例排查等工作，落实“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诊断”措施，公众号逍遥文稿整理，防止疫情流入扩散。随访察看的__街道院后村有两名武汉返乡人员，在村口和该村民家门口均悬挂醒目横幅进行提示，并有专业人员在该村街道上进行喷雾消毒，__的检查员也对未佩戴口罩的居民进行提醒和劝告。
二、存在的困难和问题1、防护物资严重不足。各区县均反映工作人员医用口罩、防护服、护目镜、手套、消毒液、测温仪等防疫物资短缺，而且买不到。尤其是担负重要防控职责的卡口的工作人员缺少专业防护，一般只有一个口罩，存在感染风险。2、人员摸查工作可能存在漏洞。对从湖北(武汉)地区进入人员信息摸查的渠道，现在主要是依靠公安系统查询身份证和村居上报的情况，有的区反映，摸查的__人中，公安渠道提供的仅为__人，其余都是村居上报，准确性和全面性难以保证。有的对全省防疫工作会议召开之前的返乡人员及密切接触者排查不严。在高速公路出入口管控上，有的对非湖北籍外来车辆没有实行严格管制。3、专业知识和专业力量不足。部分区县反映专业疾控力量不足，社区工作人员缺乏相应的疾控专业知识和技能。部分市民自我防护意识和防疫措施不到位，虽然一些地区已采取防疫措施，但居民戴口罩的比例并不高。公共场所医疗废物收集箱和收集袋较少，处置各种医疗废物不规范。4、基层防控工作不平衡。农村与社区的疫情防控工作不平衡，普遍农村工作比较到位，有的社区工作不够到位。个别村镇因没有近期从武汉返回的人员，防疫措施不严格。在村居出入口管理上，有的比较严格，有的宽松，有的配备了温度计，有的则没有。5、有的区反映警力不足。__区反映高速路口和市际间交通路口较多，警力不够。巡防发现个别高速公路下口由于检查人员不足，检查相对缓慢，导致车辆积压严重。
6、部分市民存在心理恐慌。具体表现为囤积生活和医用物资。7、专业指导上需要加强。如，对超过14天潜伏期的人员该如何管控，暂没有指导意见。三、几点工作建议1、加强物资供应，除做好防疫物资保障以外，加大生活物资保障供应力度，加强市场管控，对囤积居奇、造谣生事等违法行为予以坚决打击。2、迅速制定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病人就诊医疗处置规范流程，立即下发各单位执行，组织专业力量指导医疗机构对发现的发热人员做好规范处理。3、充分利用大数据功能与人工落实网格化管理和入户排查、登记等防控措施相结合，在防疫各环节实现大数据共享。充分发动人民群众，丰富疫情举报手段，更好发挥群众对疫情监督的主观能动作用，发起一场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4、做好返城高峰的准备。制定企业、机关、单位、写字楼等人群密集场所的防控工作预案。5、要做好舆情控制和引导工作，通过及时发声和积极行动，回应群众疑惑，最大力度消除民众恐慌，让人民感受到党委政府的有力措施和坚定行动，增强全社会打赢防疫攻坚的决心和信心。
篇十二：疫情初期反映出什么公共管理问题
P> 优质文本从管理的四个方面看非典中公共管理存在的问题
摘要:针对中国公共管理部门在非典中的表现,从管理学四个方面内涵分析中国公共管理存在的问题与改进与提升空间。关键词:计划、组织、领导、控制、公共管理。
作为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中国本土面临的最大危机，非典作为世纪之初的最大灾难虽然已经过去，但这次公共危机，损失之大、死亡人数之多，却仍让我们心有余悸。这当然主要归咎于灾难的不可预知性与巨大的破坏性，但在传染病可控制范围之内，中国公共管理部门并没有有效发挥自身职能，实施有效管理，从而在最大程度上减少伤亡与损失。在非典时期的公共管理，是否在管理学的理论范畴内做到了有效管理，这一点是本篇论文将要探讨的核心问题。
我们从管理学的角度看待这次公共管理应对危机是否做到有效管理，就应当先明确“管理”的四大核心要素或是步骤，即“计划、组织、领导、控制”这四个方面。以下论述将以这四个方面为切入点逐个分析。
•计划：我们在非典事件发生过程中即便发生问题，往往会首先想到公共管理部门应急能力不足、相关人员应急水平不够等原因，事实上这样看问题是把复杂问题简单化了，是一种逃脱责任的思维。首先能力水平本身是循序渐进提高的，这也就意味着因能力水平不足而造成的过失，在主观上错误不大，可以原谅，这使得相关部门为自己的失职找到了借口。然而事实却是，表面上能力水平的不足，其背后是一个机制、系统的缺失问题，这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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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到在危机发生之时，相关公共管理部门是否有紧急预案可供采纳、是否有足够的资金人员迅速到位，而这一切，实际上都有赖于计划的制定。在非典中我们可以发现对公共卫生、疾病防治的预防控制、卫生事业单位人才培养机制、公共事业财政拨款机制、公共管理危机法律体系都存在或多或少的缺失，没有计划，在应对非典危机的时候手忙脚乱，这也就造成了非典传染开始之初全国的慌乱状况，而这些状况通过提前计划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组织：管理学上的组织包含名词与动词两种解释，它既指基于某一共同目标、围绕某一核心使命任务、由多个功能相关的个体遵循一定的规章制度、按照一定的责权关系有机组合而构成的系统，又指通过安排实现目标的过程，它的核心在于以下几个名词：目标、规章、协调。而非典时期的公共管理，在这三个方面都出现了巨大的问题。首先是目标，某些地方政府在制定紧急工作部署时，将工作核心放在了“如何使非典疫情信息不外泄”上而非尽最大可能避免群众伤亡，这一点无论从管理的科学性还是人权角度都应当受到严肃批评并承担相应责任。再言规章和协调，因其二者相伴而行，规章有效自然有机协调，但事实是，在非典中由于相关规章的缺失，卫生监督与疾病控制制度存在职能交叉却又互相踢皮球的现象，机构定位不准，政出多门，责任主体不明确最终因缺乏持久的统一协调，导致效率低下和严重的资源浪费。
•领导：这里的领导较之管理学中所说的领导有一定的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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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但在领导的目标导向上是一致的，即通过指导被领导者，最大限度地致力于组织目标的实现。在非典中涉与到领导的，主要有两层，一为上级公共管理部门对下级公共管理部门的领导，另一方面是公共管理部门对公众的领导。首先上下级的领导失误是显而易见的，在非典病例在全国发现多起之后，国家级别的部门是具有极高危机感的，但传达到地方的，却是应对一次普通流感的讯息，一方面，传达指示的领导工作存在重大失误，另一方面，领导机关的监督也存在巨大漏洞，因为地方公共管理部门为了部门与个人政绩，往往谎报疫情以粉饰太平，这恰恰反映了上级没有进行有效的监督，才会使非典在地方没有得到充分重视，结果错过了第一预防时间，造成巨大损失。而公共管理部门对群众的领导更是处于一种无序状态，这样的领导机制最终使得非典疫情一定程度上到达了不可控的状态。
•控制：管理学上的控制强调的是对活动过程中出现的偏差予以纠正从而确保活动按计划实施，如果说疫情还勉强可以作为自然不可逆因素而逃避承担控制不当的责任，那么非典时期的谣言控制不当对公共管理部门来说绝对难辞其咎。政绩主义、愚民思想的泛滥使得多个地方对于非典疫情的实际情况采取新闻封锁的形式，结果民众没有得到正确信息以与时预防，造成疫情进一步扩散，而言过其实的谣言没能得到相关部门的有效控制，使得民声四起，人心惶惶，社会秩序遭到破坏，在那样一个疫情调控的关键时期，任何来自外界的干扰都是对生命的间接伤害，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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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于保定非典谣言之类的例子在全国不断涌现，公共管理部门的谣言控制系统对此应该承担主要责任。
在针对非典时期的公共管理失职现象的阐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从计划、组织、领导、控制等各个方面，从人员、物资、信息等各个要素，甚至从理论到实践的各个过程，公共管理部门在应对非典的疫情时所变现出的不成熟、不完善对其形象建设的打击是毁灭性的。好在经过十几年的完善与进步，中国的公共管理事业逐步走上科学管理的轨道，逐步走向成熟完善，希望在公共管理理论与管理学思想的有效指导下，中国公共管理部门的管理之路能愈走愈通顺。
参考文献：1、黄健荣《公共管理导论》，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12月第1版2、朱华桂李世雄《管理学》，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10月第1版
篇十三：疫情初期反映出什么公共管理问题
P> 从管理的四个方面看非典中公共管理存在的问题从管理的四个方面看非典中公共管理存在的问题
摘要:针对中国公共管理部门在非典中的表现,从管理学四个方面内涵分析中国公共管理存在的问题及改进与提升空间。关键词:计划、组织、领导、控制、公共管理。
作为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中国本土面临的最大危机，非典作为世纪之初的最大灾难虽然已经过去，但这次公共危机，损失之大、死亡人数之多，却仍让我们心有余悸。这当然主要归咎于灾难的不可预知性与巨大的破坏性，但在传染病可控制范围之内，中国公共管理部门并没有有效发挥自身职能，实施有效管理，从而在最大程度上减少伤亡与损失。在非典时期的公共管理，是否在管理学的理论范畴内做到了有效管理，这一点是本篇论文将要探讨的核心问题。
我们从管理学的角度看待这次公共管理应对危机是否做到有效管理，就应当先明确“管理”的四大核心要素或是步骤，即“计划、组织、领导、控制”这四个方面。以下论述将以这四个方面为切入点逐个分析。
•计划：我们在非典事件发生过程中即便发生问题，往往会首先想到公共管理部门应急能力不足、相关人员应急水平不够等原因，事实上这样看问题是把复杂问题简单化了，是一种逃脱责任的思维。首先能力水平本身是循序渐进提高的，这也就意味着因能力水平不足而造成的过失，在主观上错误不大，可以原谅，这使得相关部门为自己的失职找到了借口。然而事实却是，表面上能力水平的不足，其背后是一个机制、系统的缺失问题，这涉
从管理的四个方面看非典中公共管理存在的问题
及到在危机发生之时，相关公共管理部门是否有紧急预案可供采纳、是否有足够的资金人员迅速到位，而这一切，实际上都有赖于计划的制定。在非典中我们可以发现对公共卫生、疾病防治的预防控制、卫生事业单位人才培养机制、公共事业财政拨款机制、公共管理危机法律体系都存在或多或少的缺失，没有计划，在应对非典危机的时候手忙脚乱，这也就造成了非典传染开始之初全国的慌乱状况，而这些状况通过提前计划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组织：管理学上的组织包含名词与动词两种解释，它既指基于某一共同目标、围绕某一核心使命任务、由多个功能相关的个体遵循一定的规章制度、按照一定的责权关系有机组合而构成的系统，又指通过安排实现目标的过程，它的核心在于以下几个名词：目标、规章、协调。而非典时期的公共管理，在这三个方面都出现了巨大的问题。首先是目标，某些地方政府在制定紧急工作部署时，将工作核心放在了“如何使非典疫情信息不外泄”上而非尽最大可能避免群众伤亡，这一点无论从管理的科学性还是人权角度都应当受到严肃批评并承担相应责任。再言规章和协调，因其二者相伴而行，规章有效自然有机协调，但事实是，在非典中由于相关规章的缺失，卫生监督与疾病控制制度存在职能交叉却又互相踢皮球的现象，机构定位不准，政出多门，责任主体不明确最终因缺乏持久的统一协调，导致效率低下和严重的资源浪费。
•领导：这里的领导较之管理学中所说的领导有一定的差
从管理的四个方面看非典中公共管理存在的问题
异，但在领导的目标导向上是一致的，即通过指导被领导者，最大限度地致力于组织目标的实现。在非典中涉及到领导的，主要有两层，一为上级公共管理部门对下级公共管理部门的领导，另一方面是公共管理部门对公众的领导。首先上下级的领导失误是显而易见的，在非典病例在全国发现多起之后，国家级别的部门是具有极高危机感的，但传达到地方的，却是应对一次普通流感的讯息，一方面，传达指示的领导工作存在重大失误，另一方面，领导机关的监督也存在巨大漏洞，因为地方公共管理部门为了部门与个人政绩，往往谎报疫情以粉饰太平，这恰恰反映了上级没有进行有效的监督，才会使非典在地方没有得到充分重视，结果错过了第一预防时间，造成巨大损失。而公共管理部门对群众的领导更是处于一种无序状态，这样的领导机制最终使得非典疫情一定程度上到达了不可控的状态。
•控制：管理学上的控制强调的是对活动过程中出现的偏差予以纠正从而确保活动按计划实施，如果说疫情还勉强可以作为自然不可逆因素而逃避承担控制不当的责任，那么非典时期的谣言控制不当对公共管理部门来说绝对难辞其咎。政绩主义、愚民思想的泛滥使得多个地方对于非典疫情的实际情况采取新闻封锁的形式，结果民众没有得到正确信息以及时预防，造成疫情进一步扩散，而言过其实的谣言没能得到相关部门的有效控制，使得民声四起，人心惶惶，社会秩序遭到破坏，在那样一个疫情调控的关键时期，任何来自外界的干扰都是对生命的间接伤害，类
从管理的四个方面看非典中公共管理存在的问题
似于保定非典谣言之类的例子在全国不断涌现，公共管理部门的谣言控制系统对此应该承担主要责任。
在针对非典时期的公共管理失职现象的阐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从计划、组织、领导、控制等各个方面，从人员、物资、信息等各个要素，甚至从理论到实践的各个过程，公共管理部门在应对非典的疫情时所变现出的不成熟、不完善对其形象建设的打击是毁灭性的。好在经过十几年的完善与进步，中国的公共管理事业逐步走上科学管理的轨道，逐步走向成熟完善，希望在公共管理理论与管理学思想的有效指导下，中国公共管理部门的管理之路能愈走愈通顺。
参考文献：1、黄健荣《公共管理导论》，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12月第1版2、朱华桂李世雄《管理学》，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10月第1版
篇十四：疫情初期反映出什么公共管理问题
P> 疫情之后关于城市管理的相关思考在这次疫情爆发的过程中，我国在城市管理的相关方面，暴露出诸多问题，如社会组织的力量相对薄弱，社区和公众的参与有限，城市管理体系存在短板等等。故而为提升城市精治共治法治水平，缓解消除城市管理领域突出问题，提高市民对城市管理的满意度，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政府更应该发挥领头羊的作用，进一步提升城市管理的现代化水平。一、加强法治建设，推动城市管理法治化
一是完善法规规章。推进重点领域法规规章的立改废释，形成覆盖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全过程的法规规章制度。加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方面的立法工作，加强立法调研，提高新立法规规章的针对性。完善城市精细化管理的相关制度，解决执法依据不足问题。健全依法决策机制，城市重大行政决策依法履行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等程序。
二是规范执法。充分运用法律法规、制度、标准来管理城市，切实提高专业执法与综合执法水平。加大对违法建设、占道经营、露天烧烤等痼疾顽症的日常执法力度，落实重大行政执法决定法制审核、行政执法公示、行政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和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制度，规范执法行为。加强科技
执法，提高执法效率。落实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强化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部门与法院非诉执行的工作衔接。针对对公共利益危害较大的违法行为，探索建立民事公益诉讼制度。
三加强基层综合执法。推进基层综合执法常态化。发挥基层综合执法平台作用，完善基层执法协同机制，深入推进“街乡吹哨、部门报到”工作，配齐配强基层执法人员，解决抓落实的“最后一公里”问题。严格落实“街乡吹哨、部门报到”专项清单，围绕综合执法、重点工作、应急处置等领域，明确街道办事处、部门相关工作职责，规范工作流程。
四是营造好法治环境。树立执法为民理念，强化执法制度建设，提高执法人员综合素质，确保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深入开展城市管理法治宣传教育活动，引导市民群众自觉遵守相关法律法规，提升社会法治素养。认真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积极开展体验式法治实践教育活动。依法公开执法主体、执法程序、处罚标准、违法事实、执法依据、处罚内容等事项，自觉接受社会监督。二、深化科技应用，推动城市管理智能化
一是加强城市管理大数据平台建设。落实大数据计划，加强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在城市管理中的应用，提升城市管理智能化水平。加强城市管理大数据平台建设；开展城市管理领域数据汇集梳理工作，逐步形成城
市管理领域大数据共建共享机制，城市管理提供数据支持。创新大数据利用模式，引导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大数据建设和应用。
二是健全网格化城市管理体系。明确网格化城市管理各相关部门职责清单，加快建成覆盖城乡、功能齐全、三级联动的网格化服务管理工作体系。统筹规划、建设市、区、街道三级网格化城市管理云平台。完善网格化管理发现问题处置机制，针对突出和易发问题，建立健全市、区主管部门牵头，相关管理部门和执法部门配合的高效处置机制。加强市、区城市管理相关单位和公共服务企业与网格化城市管理体系的协调和对接，提高问题处置效率。建立城市管理基础数据普查更新机制，适度扩展网格化管理事项，加快组建与城市管理相适应的城管监督员队伍。探索将管理范围拓展至农村公共管理区域，逐步实现网格全覆盖。三、强化科学管理，推动城市管理专业化
一是加强专业化队伍建设。加强在岗人员教育培训，建立城市管理队伍培训体系和专业等级制度，积极开展全员培训、领导干部任职培训和专业技能培训。加大人才引进力度，招录城市管理专业人才。健全人才培养机制，鼓励市属高等学校设置城市管理专业或开设城市管理课程，培养懂城市、会管理的专业人才。
二是提升专业化服务水平。坚持以专业化为基础，界定服
务范围，优化服务流程，广泛采用新技术、新装备、新模式，全面提升专业化服务管理水平。加强市容景观专业设计，做好户外广告、牌匾标识设计，统筹设施布局。扩大垃圾分类制度覆盖范围；引入市场化专业化力量，完善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体系，加强垃圾分类全链条管理，加快生活垃圾处理设施建设。四、引导多元共治，推动城市管理社会化
一是夯实社区治理基础。建立以基层党建为引领，居委会为主导，业主委员会共同参与的社区治理架构，办好居民身边的事、家门口的事。加快推进社区治理体系建设，制定完善社区职责清单，严格落实社区工作事务准入制度，强化社区自治功能。大力推广“互联网+社区”服务，推动全市政务服务“一张网”延伸到社区，扶持养老、助残、物业、家政、零售等领域社区服务机构发展，为居民提供便捷服务。
二是发挥社会各方作用。畅通公众参与城市治理的渠道，围绕城市治理突出问题和重大事项，开展社会公众共商共议活动；积极主动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参与城市管理监督，虚心听取他们的意见建议。落实街巷长巡查、发现、报告职责，健全长效管理机制。鼓励企业参与城市建设和管理，积极履行社会责任。
三是加强社会诚信建设。加快推进政府和社会信用信息整合归集共享，建设全市统一的公共信用信息服务平台，为城
市治理奠定坚实基础。强化诚信行为激励，在教育、就业、创业、社会保障等领域，为守信者提供重点支持和优先便利；加大失信行为惩戒，鼓励引导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对失信主体采取差别化服务。
城市管理更应该坚持人民城市人民管，把市民满意度作为城市管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提高城市精细化管理能力，着力解决城市管理突出问题，不断提升城市环境质量、人民生活质量和城市竞争力，不断提升市民对城市管理的满意度，是我们不懈努力的目标。
篇十五：疫情初期反映出什么公共管理问题
P> 2021国考行测常识备考：疫情之下的公共危机管理考点集锦为了帮助大家提早做好备考，这里特整理了国考，希望可以帮助大家顺利备考。下面为大家分享：2021国考行测常识备考：疫情之下的公共危机管理考点集锦。||
今天中公教育为大家奉上与疫情相关的行政管理知识公共危机管理。公共危机管理，属于公共管理知识中的一部分。该部分考查集中在公共危机的特点、公共危机分类、公共危机分级、公共危机的处理原则四个方面。下面就为大家为大家一一呈现。考点一：公共危机的特点公共危机是严重威胁与危害社会公共利益，并引发社会混乱和公众恐慌，需要以政府为主的公共部门介入，运用公共权力、公共政策和公共资源紧急应对和处理的危险境况和非常事态。公共危机的特点包括突发性、紧急性、高度不确定性、影响的社会性、决策的非程序化。考点二：公共危机分类根据不同的标准，可以对公共围巾进行不同的分类。首先按照诱因分，可以分为：1.外生型危机，一般是指一些自然灾害，比如地震。2.内生型危机，一般是指由于人为因素造成的一些公共危机事件，比如投
毒。3.内外双生型危机，由于各种因素引起的，比如泥石流。其次按照按应急预案分，可以分成：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社会安全事件。其中公共卫生事件主要包括传染病疫情，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食品安全和职业危害，动物疫情，以及其他严重影响公众健康和生命安全的事件。因此此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属于公共卫生事件。考点三：公共危机分级根据《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公共危机可分为四级，即Ⅰ级(特别重大)、Ⅰ级(重大)、Ⅰ级(较大)和Ⅰ级(一般)，依次用红色、橙色、黄色和蓝色来表示。考点四：公共危机处理原则公共危机的处理原则包括以下四个方面：1.时间性原则，也称迅速性原则，是公共危机管理的第一原则。2.效率性原则，公共危机蔓延速度很快，要求政府快速反应，有效动员社会资源。3.协同性原则，参与危机应对的人员和力量来自各个方面，比如交通、医疗、通信、消防、食品等，协同一致动作特别重要。4.科学性原则，此原则主要针对因工业技术而引起的灾害以及由自然灾害而造成的危机事件。
篇十六：疫情初期反映出什么公共管理问题
P> 疫情防控调查报告-关于2021年常态化疫情防控情况下推进社区治理的调研报告城市社区治理是基层治理的重要环节，关乎党的执政基础、社会稳定和人民幸福。党的十九大以来，___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新时代加强城市社区治理指明方向、提供遵循。市委将此项工作摆在重要位置，相继出台《关于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的实施意见》、《关于加强__城市基层党建工作的意见》、《关于加强社区工作者队伍专业化建设的意见》等文件，将社会资、管理权限、民生服务下沉，提升全省社区治理水平。今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市委将___提出的“坚持不懈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关键靠社区”作为发力点，组织全市社区迅速投入疫情防控阻击战，构筑起群防群治的坚强防线，经受住了大战大考的实际检验。
但从当前情况来看，我市疫情防控中社区治理也暴露出一些新问题。为此，专题调研组于今年7月创新开展专题“云调研”，面向全市发放街道、社区、居民三个层面的电子调查问卷__、__、__份，开展电话访谈__人次，并对相关部门和__个县(区)进行实地调研，征集意见建议__项，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总体情况及成效当前，我市共有社区__个，平均_户/社区;社区工作者_人，平均_人/社区、_户/人;社会组织__家，平均_家/社区。20__年以来，我市城市社区建设取得实效，主要体现在：(一)党建引领有力。建立党建网络体系，依托__个社区党委统筹带动__个基层党组织;党在城市各领域组织覆盖率达__，工作覆盖有效扩大;普遍建立党建联席会议制度，街道社区、驻区单位、新兴领域党建融合，全面覆盖、多方联动、条块结合的党建格局加快形成。(二)扩权减负有效。实施街道管理体制改革，优化机构设置，构建起更好服务群众、简约精干的基层组织架构。赋予街道“吹哨”权、“上手”权、“打分”权，建立责任清单、权力清单，街道党组织“轴心”作用不断强化。推进社区减
负，落实社区事务准入制度，取消与主责主业无关职能，清理__原需社区开具的各类证明。
(三)服务设施改善。20__年至20__年，逐年加大资金投入，三年间累计下拨社区建设补助资金__万元，努力改善社区综合服务设施，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便民服务均得以加强。截至20__年底，全市社区综合服务设施覆盖率达__，提前2年完成目标任务。
(四)社工待遇提高。科学建立薪酬制度体系，按当地最低工资2.5倍左右标准核定社区工作者人均补贴标准，当前平均工资为__元/月，较20__年上调__。落实基本养老、基本医疗等社会保险，全省均按标准落实补贴。社区工作岗位受关注度提升、吸引力增强，从业人数较20__年增长__，大专以上学历者占比增长__。
二、疫情防控中亟待解决的问题问题一：社区党建基础不牢1.党建网络体系标准不一。尽管各地均建立了党建网格体系，但是层级设置五花八门。就社区本级来说，__的受访社区党组织系党支部，__系党总支，__系党委，直接导致疫情防控力量强弱不均。例如某区构建“街道—社区—小区—网格—楼栋(单元)党员中心户”五级组织体系，另一区则推行“街道—社区—网格—楼组”四级组织体系，其他县(区)也是做法不一，缺乏统一设计。2.组织覆盖率仍然不高。尽管较20__年提升了__个百分点，但还有较大空间，新兴领域党建“真空区”依然存在，组织覆盖基础不牢导致工作覆盖效果不好。例如：某县党组织覆盖率仅为__，在疫情防控中扮演重要角色的物业行业党组织覆盖率仅为__。3.党建融合深度不够。按《关于加强__城市基层党建工作的意见》要求,各级均建立了党建联席会议制度，但落实中存在形式。例如：问卷反映，__的受访社区组织召开过党建联席会议，但全年只召开1—2次的占__，没有形成常态化，致使党建融合深度不够，在疫情防控中未能形成合力。辖区内党组织、在职党员“双报到”落实效果不佳，大部分只能利用业余时间参与社区服务，部分只报道不服务，个别的从未报道。问题二：协同防控力量不足
1.社区统领作用弱。整合辖区内各类资能力不足，无法调动驻区单位、社会组织、社区居民等多方面积极性，各方或单打独斗、或消极应付+甚至有群众“唱反调”，社区只好唱“独角戏”。不同社区所拥有的资也天差地别，有的社区辖区内机关、企事业单位众多，有的却寥寥无几。
2.社区居民参与度低。个别社区居民只在开证明、办低保时想到社区，对社区认同感、归属感弱，不关心公共事务、不参与社区活动，甚至不配合疫情防控。特别是转入常态化后，长期的封闭管理使居民产生逆反情绪，破坏围挡、驾车闯卡、出言辱骂等现象频发。例如，某社区反映，疫情防控初期，有居民不遵守疫情防控规定且向好心劝阻的社区工作者“爆粗口”，社区无奈报警，既寒心又委屈。
3.社会组织发展慢。《__市社区服务体系建设规划(20__—2021)》提出目标，“力争到2021年，城市社区平均拥有不少于10个社区社会组织”，目前差距较大。城市社会组织较20__年增加__个，增长率为__，但受访社区中，__拥有3个以下社会组织，不能满足常态化疫情防控和社区治理需要。
问题三：社区信息化程度偏低1.信息化建设方面。__的受访社区表示20__年上级指派最多的任务是入户统计上报数据，但近年来我省社区建设资金投入信息化建设占比仅为__。__的受访社区无公共服务综合信息平台，__无公共网站或微信公众号，__无或小程序;__的受访社区无法与公安、民政、社保等部门共享居民信息。信息化应用方面。一些社区工作者受思维观念局限，不愿意、不善于利用已有的信息化手段开展工作，还存在“纸上防疫”、“表格防疫”、“开会防疫”现象。某区反映，在疫情防控期间，有社区靠“手动”登记数据，不但效率低下、准确性差，还耽误了宝贵的防控时间。问题四：社工干部队伍薄弱1.从人员数量看，《关于加强社区工作者队伍专业化建设的意见》规定，“每个社区可按照每300——400户常住人口配备1名标准核定员额”，全省各市(地)均按“最低杠”配备社区工作者，只能勉强保障社区日常运转，应对疫情捉襟见肘，特别是卡点人手不足是受访社区反映最集中的问题，占比__。例如：某区反映，作为主城区，实际是按每500户配备一名，人手本就严重不足，在疫情防控初
篇十七：疫情初期反映出什么公共管理问题
P> 新冠肺炎疫情为我国危机传播管理研究带来的启发与改变
作者：胡琳琳来源：《新闻传播》2020年第14期
[摘要]始于2019年末的新冠肺炎疫情，是我国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发生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其间，内地启动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目前，疫情已经升级为全球性疾病大流行事件。作为以新发传染病为代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危机传播管理研究与过去的2003年“非典”事件相比都离不开对信息传播的观察。新冠肺炎疫情作为中国进入移动社交媒体时代后首次出现的全民性公共危机在这个新的传播语境和情境下，公共卫生事件中的危机传播研究在媒介信息传播、地方政府管理和受眾舆论引导方面也呈现出新的特征与样态的同时，也给我国危机传播管理研究领域带来了新的启发与改变。
[关键词]突发公共事件;媒介发展;信息治理;危机传播
一、在全媒体时代下媒介信息报道在危机传播管理中的新样态
全媒体时代，媒介赋权进一步下沉，过去“传者中心”的思维定势被打破，“受者”获得了更多的话语权，“传者”与“受者”的身份界限也变得模糊，形成了多极化的传播格局，危机传播管理中的主体更趋多元化。在“人人皆媒”的信息社会，信息无处不在、无所不及、无人不用，也导致了舆论生态、媒体格局、传播方式发生深刻变化。就公共事件中的信息传播来看，日益多元化的信息传播平台成为危机传播的主要信道。无论是主流媒体还是自媒体都应积极响应时代变化，在技术革新和媒介融合创新的潮流中作出改变，对此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危机传播报道呈现出新样态。
（一）报道内容对象不再局限于政府，信源转向了“人”
不同于以往的健康报道：消息来源主要来自官员与专家。在此次疫情中，随着疫情的扩散，媒体消息来源更加多元，出现下沉趋势，“人”的地位受到重视，媒体把目光更多地投向了那些身处其中的“普通人”，去看到官方报道中未见的细节与真实，这不仅能让大众更准确地掌握疫情全面发展实况也能监督政府工作。政府可根据“线下”的真实反馈，政府机关通过线上更加精准地进行相关工作的协调、指挥和调配，因此在危机传播中这样的一个政府与公众双向信息交流与互动得到加强的同时，也有助于疫情防控措施的及时调整与改善。
（二）新媒体与互联网科技的加持，融合传播助力主流媒体完善疫情报道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高速发展，新媒体的崛起衍生出了许多助力信息传播的新技术，在此次疫情报道中，主流媒体灵活应用多种媒体形式，使得疫情报道更完善的同时也不乏具有创新性与科技感。最典型的是“央视频”客户端对雷神山、火神山医院建设过程的全程慢直播，直播结合当下最新的5G技术和光纤双千兆网络技术。新华社、人民日报等多家主流媒体也在新技术的加持下使危机信息报道更加人性化，主流媒体对新技术的大胆应用，为大众提供了更多元化、第一视角的体验，让主流媒体在面临危机时彰显出更强大的传播力与影响力。
（三）在舆论引导中，媒体主动设置议题，回应社会关切，积极发挥引领作用
各大主流媒体在此次疫情报道中，积极参与舆论引导，主动设置议题，对疫情发展变化过程和社会热点问题进行及时跟踪报道，第一时间回应群众关切。以央视为例，白岩松曾在节目中连线采访权威专家钟南山院士，确认存在人传人现象，这不仅成为全国抗疫行动的重要拐点，也体现了国家主流媒体在此次危机处理中的社会责任与担当。
（四）主流媒体在做好新闻报道的同时，不忘立足大众，服务大众
封面新闻将Vlog系列视频作为展现一线疫情防控进展的重要手段，Vlog新闻以日记体形式记录了真实奋战中武汉人民的生活与工作。另外在疫情防控期间，主流媒体还通过自有平台和各类新媒体渠道，普及疫情防控知识、提供居家学习指南和开工复产建议等。对于开工复产初期所面临的人力短缺、招聘会不能开办等现实问题，利用“央视频”客户端平台优势，发布招聘职位超过22万等，这些举措都是在为人民群众提供便民服务，在抗疫社会服务方面起到了行业表率作用。
二、地方政府在新冠肺炎疫情危机管理中的新启发
在此次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的后期防控工作中，中国政府体现出了极其担当的治理作为，确保疫情防控取得了巨大成绩。在这场疫情中当地政府积极转变管理职能与应对策略及时，减少了危机带来的损失，而地方政府在此次“大考”中获得的启发与经验也为未来面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地方政府如何更好地进行危机传播管理提供了良好的范本。
（一）加强常规性应急演练，有利于提升党政领导干部的危机应对管理意识和能力
政府领导干部只有加强常规性演练，积累足够的危机实战经验，才有利于在危机应急响应时作出果断的决策。因此，只有提升党政领导干部的应急管理意识和能力，才能够在危机应急管理各阶段进行积极响应，起到预防、及时预警与恢复的效果。这不仅有利于危机事件得到及时妥善的处理，也有利于树立党政领导干部的良好形象。
（二）及时的信息公开有利于危机的处理与舆情引导
学界普遍认为，危机信息传播活动的透明公开能让公众更准确地认知公共卫生事件，从而有效遏制谣言或错误信息的流传，避免社会陷入恐慌，建立有效可行的防范机制。官方政府在公开信息方面的不及时与不完善，极易造成媒体对疫情严重性的误判和预警延迟，不能起到有效的防控作用。因此当危机已经出现时，地方政府如果不顾事实的一味地辟谣，这不仅对政府本身形象是一种损害，也对后续危机处理工作不利。
（三）合理有效的应急规划与充足的物资储备
如果一个城市的危机应急规划和应急物资储备不足，就会在新冠肺炎这样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暴发中显得措手不及又脆弱不堪。在疫情暴发初期，武汉在疫情防控期间出现了口罩紧缺等其他医疗物资缺乏的表象，反映出了应急储备不足的问题。为此，一个城市的政府要有“未雨绸缪”、“仰望星空”的未来意识，能够认识到城市在面对类似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危机时的脆弱性，真正做好危机应急预案和科学规划以及充足的物资储备
（四）提升党政领导干部与媒体之间的信息沟通能力让党政领导干部与媒体进行有效的信息沟通有利于让民众第一时间获得有效信息，从而树立起对当地政府应急管理能力的信心。如果政府在官方权威发声方面严重缺位，将会为谣言的产生创造条件，并使政府在人民面前的公信力受到侵蚀。为此，为党政领导干部提供必要的媒介素养相关培训，使其能够掌握融媒体时代的沟通话语，实现民众的知情权和监督权有着不可缺少的必要性。
篇十八：疫情初期反映出什么公共管理问题
P> 针对各连队社区卡点和集中隔离点等落实疫情防控措施情况进行监督检查重点检查连队社区是否严格落实落细封闭化管理强化社会面管控减少人员流动做好返疆人员劝返和发热人员筛查摸排疫情防控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疫情防控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我一定专心履职，带头做好疫情防控，再不能松懈麻痹了。”2月23日，X省生产建设兵团第二师三十七团一连党支部书记陈某某说。此前陈某某因对连队辖区29名外来务工人员状况不明、底数不清，在全团受到通报批评，被团纪委赐予谈话提示，并向团党委作出深刻书面检查。陈某某虚心接受批评，马上对作风不实、履职不力问题进行了整改。为强化疫情防控责任，三十七团纪委严格监督执纪问责，把纪律和法规挺在前面，对疫情防控工作中存在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问题进行严肃整治。针对各连队(社区)、卡点和集中隔离点等落实疫情防控措施状况进行监督检查重点检查连队(社区)是否严格落实落细封闭化管理、强化社会面管控，削减人员流淌，做好返疆人员劝返和发热人员筛查摸排;检查隔离点是否做好集中隔离，医院是否设置发热门诊等问题。经查，截至目前，该团纪委发觉疫情防控中存在的问题40条，18名干部因工作不实、落实不力被通报，先后印发通报5期。“这场战‘疫’大考，是检验干部作风和党员意识的‘试金石’。团场强化监督执纪，对一些作风不实、工作落实不力的干部进行追责问责处理，起到了‘办理一案、教育一片’的效果，推动了疫情防控措施落实落细，落地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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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该团党委书记、政委宁丰说。
疫情防控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一、了解的基本状况通过摸查统计，发觉各区县根据国家和省市各级要求，将加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疫情处置工作，当作一项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来抓，进一步加强组织领导，强化政治担当，快速行动，落实各项责任，狠抓联防联控，防控工作全面铺开，取得积极成效。1、责任落实到位。各区县专心组织各镇(街道)及有关部门对从武汉返济人员进行全面排查，建立信息互通机制。有关部门、各镇(街道)按要求组织人员深入乡村、社区、宾馆、酒店等开展排查，切实查找和确定传染源，最大程度掌握和削减传染源。对已在XX的重点地区来济人员，加强社区排摸，动员引导来济人员主动报告。加强疫情防控重点地区来济人员管理，严格实行居家或集中隔离观看14天的要求。2、管控措施到位。各区县公安协作卫健委、交通等部门严格做好道口监测，在全市机场、火车站、汽车站及全部进入XX的公路道口，对重点地区来XX航班、车次及过往社会车辆所载人员开展体温测量及相关信息登记工作。各村委会普遍在出入口设立岗哨，24小时派人值班。对发热人员采取临时隔离、转送定点医院等措施。各区县发通知要求全部取消春节期间集体性活动，暂停畜禽交易、屠宰活动。3、宣传动员到位。深入居委会、村委会进行广泛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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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员，利用流淌宣传车、电视台、广播、网络公众号、村委大喇叭等各种形式，加大对防疫学问宣传力度，引导居民科学防控。加大监管力度，准时处置不良舆情，防止不良炒作。普遍印发《致武汉返乡人员的一封信》等宣传材料，准时发布疫情现状，有效回应社会关切，科学引导社会舆论。指导开展疫情监测、病例排查等工作，落实“早发觉、早报告、早隔离、早诊断”措施，公众号逍遥文稿整理，防止疫情流入扩散。随访察看的XX街道院后村有两名武汉返乡人员，在村口和该村民家门口均悬挂醒目横幅进行提示，并有专业人员在该村街道上进行喷雾消毒，XX的检查员也对未佩戴口罩的居民进行提示和劝说。
二、存在的困难和问题1、防护物资严重不足。各区县均反映工作人员医用口罩、防护服、护目镜、手套、消毒液、测温仪等防疫物资短缺，而且买不到。尤其是担负重要防控职责的卡口的工作人员缺少专业防护，一般只有一个口罩，存在感染风险。2、人员摸查工作可能存在漏洞。对从X省(武汉)地区进入人员信息摸查的渠道，现在主要是依靠公安系统查询身份证和村居上报的状况，有的区反映，摸查的xxx人中，公安渠道供应的仅为xxx人，其余都是村居上报，精确性和全面性难以保证。有的对全省防疫工作会议召开之前的返乡人员及亲密接触者排查不严。在高速公路出入口管控上，有的对非X省籍外来车辆没有实行严格管制。3、专业学问和专业力气不足。部分区县反映专业疾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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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气不足，社区工作人员缺乏相应的疾控专业学问和技能。部分市民自我防护意识和防疫措施不到位，虽然一些地区已采取防疫措施，但居民戴口罩的比例并不高。公共场所医疗废物收集箱和收集袋较少，处置各种医疗废物不规范。
4、基层防控工作不平衡。农村与社区的疫情防控工作不平衡，普遍农村工作比较到位，有的社区工作不够到位。个别村镇因没有近期从武汉返回的人员，防疫措施不严格。在村居出入口管理上，有的比较严格，有的宽松，有的配备了温度计，有的则没有。
5、有的区反映警力不足。XX区反映高速路口和市际间交通路口较多，警力不够。巡防发觉个别高速公路下口由于检查人员不足，检查相对缓慢，导致车辆积压严重。
6、部分市民存在心理恐慌。详细表现为囤积生活和医用物资。
7、专业指导上需要加强。如，对超过14天埋伏期的人员该如何管控，暂没有指导意见。
三、几点工作建议1、加强物资供应，除做好防疫物资保障以外，加大生活物资保障供应力度，加强市场管控，对囤积居奇、造谣生事等违法行为予以坚决打击。2、快速制定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病人就诊医疗处置规范流程，马上下发各单位执行，组织专业力气指导医疗机构对发觉的发热人员做好规范处理。3、充分利用大数据功能与人工落实网格化管理和入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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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查、登记等防控措施相结合，在防疫各环节实现大数据共享。充分发动人民群众，丰富疫情举报手段，更好发挥群众对疫情监督的主观能动作用，发起一场疫情防控的人民战斗。
4、做好返城高峰的预备。制定企业、机关、单位、写字楼等人群密集场所的防控工作预案。
5、要做好舆情掌握和引导工作，通过准时发声和积极行动，回应群众疑惑，最大力度消退民众恐慌，让人民感受到党委政府的有力措施和坚决行动，增加全社会打赢防疫攻坚的决心和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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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十九：疫情初期反映出什么公共管理问题
P> ?月23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二师三十七团一连党支部书记陈某此前陈某某因对连队辖区29名外来务工人员情况不明底数不清在全团受到通报批评被团纪委给予谈话提醒并向团党委作出深刻书面检查疫情防控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疫情防控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我一定专心履职，带头做好疫情防控，再不能松懈麻痹了。”2月23日，X省生产建设兵团第二师三十七团一连党支部书记陈某某说。此前陈某某因对连队辖区29名外来务工人员状况不明、底数不清，在全团受到通报批评，被团纪委赐予谈话提示，并向团党委作出深刻书面检查。陈某某虚心接受批评，马上对作风不实、履职不力问题进行了整改。为强化疫情防控责任，三十七团纪委严格监督执纪问责，把纪律和法规挺在前面，对疫情防控工作中存在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问题进行严肃整治。针对各连队(社区)、卡点和集中隔离点等落实疫情防控措施状况进行监督检查重点检查连队(社区)是否严格落实落细封闭化管理、强化社会面管控，削减人员流淌，做好返疆人员劝返和发热人员筛查摸排;检查隔离点是否做好集中隔离，医院是否设置发热门诊等问题。经查，截至目前，该团纪委发觉疫情防控中存在的问题40条，18名干部因工作不实、落实不力被通报，先后印发通报5期。“这场战‘疫’大考，是检验干部作风和党员意识的‘试金石’。团场强化监督执纪，对一些作风不实、工作落实不力的干部进行追责问责处理，起到了‘办理一案、教育一片’的效果，推动了疫情防控措施落实落细，落地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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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该团党委书记、政委宁丰说。
疫情防控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一、了解的基本状况通过摸查统计，发觉各区县根据国家和省市各级要求，将加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疫情处置工作，当作一项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来抓，进一步加强组织领导，强化政治担当，快速行动，落实各项责任，狠抓联防联控，防控工作全面铺开，取得积极成效。1、责任落实到位。各区县专心组织各镇(街道)及有关部门对从武汉返济人员进行全面排查，建立信息互通机制。有关部门、各镇(街道)按要求组织人员深入乡村、社区、宾馆、酒店等开展排查，切实查找和确定传染源，最大程度掌握和削减传染源。对已在XX的重点地区来济人员，加强社区排摸，动员引导来济人员主动报告。加强疫情防控重点地区来济人员管理，严格实行居家或集中隔离观看14天的要求。2、管控措施到位。各区县公安协作卫健委、交通等部门严格做好道口监测，在全市机场、火车站、汽车站及全部进入XX的公路道口，对重点地区来XX航班、车次及过往社会车辆所载人员开展体温测量及相关信息登记工作。各村委会普遍在出入口设立岗哨，24小时派人值班。对发热人员采取临时隔离、转送定点医院等措施。各区县发通知要求全部取消春节期间集体性活动，暂停畜禽交易、屠宰活动。3、宣传动员到位。深入居委会、村委会进行广泛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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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员，利用流淌宣传车、电视台、广播、网络公众号、村委大喇叭等各种形式，加大对防疫学问宣传力度，引导居民科学防控。加大监管力度，准时处置不良舆情，防止不良炒作。普遍印发《致武汉返乡人员的一封信》等宣传材料，准时发布疫情现状，有效回应社会关切，科学引导社会舆论。指导开展疫情监测、病例排查等工作，落实“早发觉、早报告、早隔离、早诊断”措施，公众号逍遥文稿整理，防止疫情流入扩散。随访察看的XX街道院后村有两名武汉返乡人员，在村口和该村民家门口均悬挂醒目横幅进行提示，并有专业人员在该村街道上进行喷雾消毒，XX的检查员也对未佩戴口罩的居民进行提示和劝说。
二、存在的困难和问题1、防护物资严重不足。各区县均反映工作人员医用口罩、防护服、护目镜、手套、消毒液、测温仪等防疫物资短缺，而且买不到。尤其是担负重要防控职责的卡口的工作人员缺少专业防护，一般只有一个口罩，存在感染风险。2、人员摸查工作可能存在漏洞。对从X省(武汉)地区进入人员信息摸查的渠道，现在主要是依靠公安系统查询身份证和村居上报的状况，有的区反映，摸查的xxx人中，公安渠道供应的仅为xxx人，其余都是村居上报，精确性和全面性难以保证。有的对全省防疫工作会议召开之前的返乡人员及亲密接触者排查不严。在高速公路出入口管控上，有的对非X省籍外来车辆没有实行严格管制。3、专业学问和专业力气不足。部分区县反映专业疾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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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气不足，社区工作人员缺乏相应的疾控专业学问和技能。部分市民自我防护意识和防疫措施不到位，虽然一些地区已采取防疫措施，但居民戴口罩的比例并不高。公共场所医疗废物收集箱和收集袋较少，处置各种医疗废物不规范。
4、基层防控工作不平衡。农村与社区的疫情防控工作不平衡，普遍农村工作比较到位，有的社区工作不够到位。个别村镇因没有近期从武汉返回的人员，防疫措施不严格。在村居出入口管理上，有的比较严格，有的宽松，有的配备了温度计，有的则没有。
5、有的区反映警力不足。XX区反映高速路口和市际间交通路口较多，警力不够。巡防发觉个别高速公路下口由于检查人员不足，检查相对缓慢，导致车辆积压严重。
6、部分市民存在心理恐慌。详细表现为囤积生活和医用物资。
7、专业指导上需要加强。如，对超过14天埋伏期的人员该如何管控，暂没有指导意见。
三、几点工作建议1、加强物资供应，除做好防疫物资保障以外，加大生活物资保障供应力度，加强市场管控，对囤积居奇、造谣生事等违法行为予以坚决打击。2、快速制定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病人就诊医疗处置规范流程，马上下发各单位执行，组织专业力气指导医疗机构对发觉的发热人员做好规范处理。3、充分利用大数据功能与人工落实网格化管理和入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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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查、登记等防控措施相结合，在防疫各环节实现大数据共享。充分发动人民群众，丰富疫情举报手段，更好发挥群众对疫情监督的主观能动作用，发起一场疫情防控的人民战斗。
4、做好返城高峰的预备。制定企业、机关、单位、写字楼等人群密集场所的防控工作预案。
5、要做好舆情掌握和引导工作，通过准时发声和积极行动，回应群众疑惑，最大力度消退民众恐慌，让人民感受到党委政府的有力措施和坚决行动，增加全社会打赢防疫攻坚的决心和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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